只有公平的法制，才有正義的結果

即使中國GDP已經是絕對意義上的全球老二，亞洲投資銀行也將衝擊美國主導的全球金融體系，普通中國公民依然不會開會。秦漢以來，中國人便適應了要嘛服從權威密室政治，或者亂作一團、打成一片，難以在平等的前提下進行有效溝通。徐昂編劇導演的《十二公民》，由他的同事何冰、韓童生等一起演出，將美俄兩版《十二怒漢》進行強有力的中國版改編，落地效果值得讚許。尤其是在中共十八大四中全會發出依法治國的綱領性訴求之後，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都需要中國公民學會如何開會。開會看似簡單，實則是人類文明最為複雜的妥協程序。眾所周知，中國屬於大陸法系，沒有海洋法系的陪審團制度，於是《十二怒漢》中真實的陪審團只能量身裁體置換為大學課堂上的模擬課，學生家長及其他成年人被要求做陪審團成員，對一場以真實案件而採用海洋法系控辯對抗後作出裁決，於是他們必須在雙重陌生環境裡根據證據、邏輯和良知來取得一致結果。

誰能都看到《十二公民》是在講法律和正義，但在中國特色國情的當下，更應該學好其中的形式，那就是如何開會，先做好程序，才有可能實現正義，實質正義的前提在於程序正義的細節里。當這個故事已經從美國、俄國到中國，顯然徐昂的話劇電影版本意圖不再是戲劇本身，不再是論法的精神，故事裡的衝突都是為了體現中國人的國民性，這當然是歷史上源遠流長的母題性題材，近代化以來的李鴻章、孫中山、魯迅、毛澤東等等，一再開出藥方或提出期望。「人生而平等」，這句話每個人都可以當做座右銘或者漂亮話說出，實踐起來卻是難上加難。拋開階級、貧富、知識、性別、宗教、長幼等等不論，如何平等的交流、在人際交往中每個人自由的提出自己的觀點，就是橫亘在中國人面前的難題，《十二公民》的實驗，結果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十二公民最終的判斷與事實相符，「新聞消息」告訴了觀眾。懼的是，這十二個中老年男人平均起來智商情商應該超過社會平均數，也只是如履薄冰非常困難的接近了真實。假如，被誤導了呢？是十三億人呢？在目前中國，理智的一步一步前進，在司法系統與普羅大眾之間，找到可以有效、積極、延續的溝通、談判、協調的方法，顯而易見，就是大家都能夠在開會中提出自己的訴求，再以證據為準繩，以法律條文為手段，做到正義和公平，無論當事人的身份如何。

感謝香港和英美的影視劇普及，中國觀眾大致上對於海洋系法庭有著旁觀經驗，尤其是近年來《傲骨賢妻》《波士頓法律》《絕命律師》《皇家律師》《法律與秩序：陪審團》等劇。《十二公民》以西法課程補考的「20歲富二代弒父案」議題來考驗計程車司機韓童生、老右派、房地產開發商、掮客、小市民、外來商販、警衛等等對於真相的探究能力。中國版與美俄版最大的不同，是徐昂安插了檢察官何冰作為十二陪審員中的特別人物，假如沒有他的存在，第一輪投票時，大家便一致認定「那個人有罪，該死」。何冰杯葛的理由，是大家不能這麼草率，且「大家在心裡覺得他有罪時，他已經死在你心裡了」（大意）。這個階段的普通人，是不自覺、不自知的烏合之眾，盲從於權威、傳聞、領導、傳說和似乎有理的影響下，大多數沒有基本的思考和判斷，就容易對一些社會話題產生下意識的武斷誤判。獨立思考非常關鍵，前提當然是獨立觀察，利用常識和常情來對具體的個人行為作出審慎的審視，才能避免群體意志的弱智化傾向。

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感嘆於中國人不懂得用數目字管理，不至於經濟，社會的諸多層面都是如此。比如對很多名詞都有著不假思索的成見，對大而概之的現象取代了個體。在法庭之外，通常也缺乏《羅伯特議事規則》的常識。《十二公民》裡最出色的角色由韓童生飾演，作為典型的北京胡同老人，對現實不滿、與孩子溝通不夠、整日罵罵咧咧，在模擬陪審團會議中，性格缺陷、社交遲鈍、對於其他人逐漸提出的疑點熟視無睹，可以說是高度藝術性再現了庸俗大眾的日常精神生活，他們對於目光所及之處（現實、傳說、影視、節目等等），都會採取大致如此的態度。正是潛伏的檢察官何冰，一步步引導他人發現案件疑點，特殊陪審團才有機會尋找到正義。不必諱言，中國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在共同富裕的願景里，如果每個公民（最起碼越來越多的公民）認識到並體現出公民的義務和權利，反思情理、道德、法律的不分邊界，實現行之有效的溝通，和諧社會才有理論上的可能。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