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吃藥你自己吃」：一場精神病人反凝視的悲劇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首先我要懷著激動的心情沒羞沒臊地讚美它。這大概是我在奪命金和桃姐那一年之後看到的最令人驚喜的港產片，再努把力可以夠一夠我心中的曠世奇作《神探》。

首先，這是一部類型片，以犯罪和心理學為題材的驚悚片，驚悚片裡的樣板間——半吊子影迷們別拿「我一開始就猜到了醫生就是精神病」或「醫生精分」來說事（催眠大師也沒少被人這麼說），這些東西我都不用看電影光看海報就猜到了好嗎？既然是類型當然難免有套路，但一部優秀的懸疑或驚悚片總會讓你感覺自己猜到了what，但是仍然好奇how，甚至後來發現what也不完全如你所料，這種被抻著的觀影體驗才是魅力所在。比如一開始你會以為是岳母出於報復一定會挑撥范國生再度發病大殺四方，然後你會覺得周明傑在治療范國生的過程中自己中招，再往後你知道了哦原來範國生是周明傑精分出來的一個人格——等等，那他什麼時候開始分的？范國生存在嗎？什麼時候存在著那個真實的殺妻犯，又是從哪個時間點開始作為醫生的分身？每一個橋段都似曾相識，又不容易一眼看穿，但又不會讓人理解不了——我們慣常的判斷總是被影片的發展不斷扭折，從一個熟悉的地方到另一個熟悉的地方，但仍覺得這趟旅程是新鮮的。

然而，如果僅僅把它看做一個精分片，我覺得也未免可惜。「醫生即病人」或「每一個人都可能是精神病」是太常見的主題。從片尾字幕來看，這片子自陳的中心思想也無非是每個人都可能遭遇精神疾病所以我們要關愛他們云云。但我更願意從周明傑封閉治療范國生那段中間引申出另一層意思，即一個精神病人的反凝視。我之所以認為這是一部優秀的電影，也正是因為它在類型片範圍里交出合格答卷之外，還可以在隱喻層面發展出一些超出類型的東西。

說精神病就不能不提到福柯，《瘋癲與文明》《規訓與懲罰》《臨床醫學的誕生》，都已經詳盡分析過瘋狂或是其他越軌的行為是如何被理解、被分類、被納入到不同的知識話語中去的。當我們對這些知識的岩層進行考古時，必須暫時懸置起「科學的」、「倫理的」、「法律的」判斷，而是繞到這些知識外面去，以一種似乎更中立、但也更具意識形態批判鋒芒的方式對待它們：把瘋子當做先知、魔鬼、罪犯還是需要關愛需要治療的病人，這些方式誰也不比誰更科學或更人性，它們只是不同而已，而我們只是處在這樣的時代。在這個時代，精神病人不承擔法律責任，這是因為他們被認為不具有理性，不具有明晰的自由意志，換句話說，他們不是人。在康德看來，自由意志是一貫性，而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是人之為人的尊嚴。所以，你可以說精神病人佔了法律的便宜，也可以說精神病人被剝奪了人的尊嚴。他們被治療，被測試，被要求複查，被督促吃藥。瘋人古已有之，但如此這般的一個「精神病人」的主體卻著實是被現代醫學、法律、倫理中關於精神病的話語製造出來的。周明傑的醫生角色就是這樣一個知識的權威，一個話語的製造者——當然僅在故事層面他是出於自己的執念才一再要治療一個本不需要治療的病人，而在隱喻的意義上，這樣一個孜孜不倦、喋喋不休、過份熱情、沒完沒了地「來，我就是要給你治療呀」的醫生正是現代精神病學製造精神病過程的擬人展現。其實無論醫學還是法律，都很難給范國生一個絕對準確的判斷和處置：放他，是因為他真的好了，還是因為他僅僅不那麼危險？世上有一個真正治癒的——就是在瘋人的世界走過一遭又跟它徹底一刀兩斷的——精神病人嗎？還是病人已經是你們製造出來的？這不是瘋了的周明傑無法正確判斷病人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具體個案受歧視、不被信任的問題。並不是因為精神病人曾經有或將來可能有病才不被信任、才被要求反覆治療，情況恰恰應該顛倒過來，精神病人被判定有病、被治療以及所謂的康復及以後，這一切都是拜「精神病」這個概念所賜的結果。所以周明傑一定要去治療范國生，哪怕「康復」也仍然是精神病學中需要考察的一部份，而不是與瘋狂的世界徹底切割、回歸正常。范國生也在跑步機上說出了那番經典的話：我已經康復了你們為什麼不相信我，我是不是要做一個假裝的瘋子、隱藏的康復者你才滿意？這是一個悖論：精神病學到底要不要治好病人？從具體操作層面上當然是，但實際上也不存在絕對的康復，而從哲學層面上更是恰恰相反——是這套話語製造精神病，是我們的文明需要精神病作為他者和陰影，是我們製造他們、再排斥它們以確證自身。

但與眾不同的是，作為一個逆天的極品精神病，范國生說破了這一點，這也就意味著他或多或少地意識到了這個機制的奧秘，所以從這個時刻開始，我們已經可以說，這樣一個被知識話語塑造的精神病主體開始了他的反凝視。他開始拒絕吃藥。這個拒絕可不是一般精神病的拒絕——又是一個不可證偽的無窮迴圈：醫生告訴你，你腦子壞了是無法判斷自己有沒有病的，而你若覺得自己沒病，這種「抗拒」恰恰是有病的表現。可是范國生不吃藥，並不基於「我好了我沒病我不需要吃藥」這種理由，而是徹底拒絕精神病話語的規訓方式：沒有治療，沒有藥物，沒有測試，我壓根就不在乎我是個什麼人或者你們把我當什麼人，精神病人還是正常人，不管你相不相信我好了，我就是這樣了，我拒絕分類，我拒絕繼續遵從你們塑造我的那一套手段——要吃藥你自己吃！是的，吃藥，就是你規訓我的方式，我就是因為吃藥才無法病癒，才無法徹底脫離「精神病人」這個範疇，現在我不玩了，我看出來了，可你呢？你還沒看透「吃藥」的意義嗎？你還天真地以為這是個科學的治療方式並且你想把我治好吧？在這一刻，病人主體似乎有機會衝破塑造他的知識話語，福柯附體般反過來掀翻尚未自覺的知識權威。他不再需要證明白己有病沒病，他也未必能徹底抹除瘋癲和正常的界限、未必需要徹底砸碎現代精神病學的知識話語，但是他，一個被建構的精神病，只需指出，這不是自然，不是科學，這不過是套話語，就足夠實現反凝視了。

在封閉治療的前一半時間，我可以猜到周明傑發瘋，但還並不能猜到范國生是他的幻覺；而且，我甚至認為他不是幻覺還更好，醫生和病人，兩人實實在在、酣暢淋漓地大撕一場不是更妙？不是更能凸顯反凝視的主題？接下來的發展讓我有點小小失望：病人成了幻覺，醫生是在自己治療自己。但再繼續，我又可以延續我的分析了：雨夜大巴是分界點，那時候徹底康復了的范國生選擇自首，也是在那時候另一個范國生便是周明傑的幻覺。范國生的悲劇性在於，他很清楚自己好了，但也很清楚自己完了，他永遠不可能回歸正常人、理性人的世界，一朝為精神病，終身最多是個康復了的精神病。而真正實現了反凝視的（準確地說實現了一半）是作為幻覺的范國生，也就是周明傑醫生自己。讓我們回到那個原初創傷的場景。其實很難說他的精神分裂症是實實在在的生理的遺傳，還是他自我壓抑的結果：他有過那樣的創傷，學醫後又得知遺傳的理論，因此壓抑創傷、害怕得病，這一行為本身就成了致病的來源——又是一個循環的悖論。他的同行事後都認為，他若早點敞開自己也不至於如此下場；他自己又何嘗不知道——是分身范國生交給他那份母親的材料的啊。周明傑完全了解這悖謬的病因，他又在分裂當中經歷了醫生和病人、治療和抗拒，其實是他洞悉了精神病話語的秘密，所以最後他可以放下這套武器，抹除這條界線：

范國生：你相信我真的好了嗎？
周明傑：我相信。

這一刻，周明傑的相信不是基於醫學的判斷，不是疾病/康復的劃分，也不是簡單的同病相憐，而是他能夠真正站到精神病學之外，對一個活生生個體進行理解和判斷。

但在別人眼中，這兩個都是精神病啊。

到底，醫生和病人，瘋癲與理性的和解可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