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沒有壞人的壞電影

這是一部沒有態度的電影。
  整部電影在導演的處理下，全部人物都是受害者，唯一的加害者（李紅琴的男人）也在電影的開端就死掉了。這是一個何其討巧的設定，足以見出陳可辛的老辣與圓滑——既是一次成功的自我審查，也是利用催淚與溫情來死死的抓住觀眾的錢袋子。我不喜歡這樣的圓滑和沒有態度。觀眾在電影院哭完幾包衛生紙之後，走出電影院隨手轉發一把部落格，熱情冷下去之後什麼也沒有改變。它比不了韓國電影《熔爐》，至少在社會效力的層面來說，《親愛的》只是帶給了全民一場眼淚狂歡，而《熔爐》卻確確實實的推進了一部新法律的確立。
   我最喜歡是開篇的一個鏡頭，田文君站在由網線、電話線、電視線交織在一起的線網之下。這個鏡頭把導演對於當下中國的敏感觀察不動聲色的表現了出來——這是一個無解的時代。割裂的社會階層，浮誇的社會病，以及冷冰冰的法律機器都在可接受的尺度下被陳可辛一一提及戲謔。這比起《合夥人》和《投名狀》來說是進步的，至少說明陳可辛在大家的罵聲中又把自己的座標往回撥了一點點。這是藝術家的無奈還是商人的圓滑，也許只有陳可辛自己知道了。
  這是一部才華未死的電影。
  打拐這個題材就像一根橡皮筋，你要有力它就可以包括的大一點，你要膽小它就是個丟孩子找孩子的故事。至少這部電影陳可辛絕不想把它弄成一個丟孩子找孩子的故事。我最佩服的是警察審問李紅琴的那場戲。導演在處理這場戲的時候用了一個絕妙的對比。導演用手持俯拍的鏡頭來拍攝被審問的李紅琴，鏡頭的前景是堆的高高的卷宗，李紅琴的一個腦袋被擠壓在鏡頭的右邊框，此時的李紅琴除了一個被審問的身份又多了一個受害者的身份。這也為後面李紅琴的戲份打了一個情感的伏筆。導演用了固定的仰拍鏡頭來拍攝充當法律機器的警察，警察的言辭咄咄逼人。這就是一個來自法制高度完善的香港的導演眼中的大陸群像。陳可辛就這樣巧妙的打了大陸公檢法的臉，又為自己的後面的故事的講訴鋪平了道路。這還是《甜蜜蜜》的那個陳可辛。
   和同樣作為打拐題材的電影《盲山》相比，陳可辛的《親愛的》無疑是聰明的。《盲山》用了隱形的煽情，李楊用白春梅的一次次逃跑來賺取電影節評委的同情，結尾用白春梅的殺戮企圖來震服評委們。結果這部電影呈現出來的結果就是，為了藝術而藝術，反倒少了一份坦蕩。陳可辛的定位是明確的，他就是要正大光明的煽情。如果說《盲山》是拍給電影節評委看的，那麼《親愛的》就是拍給普通觀眾看的。至少陳可辛的這點「聰明」比李楊的「自作聰明」要來的讓人放心一點。
  這是一部流於膚淺的電影。
  腦海里突然閃過一個念想——如果讓李安來拍這部電影會怎麼樣？我相信他會用東方人特用的智慧把這個打拐故事背後的文化衝突給你和盤托出。當然，這除了導演的眼力之外更多的涉及到導演的勇氣。陳可辛的所有論點都是流於隔靴搔癢一樣膚淺，他沒有勇氣去觸碰更多。比如，當范總在鵬鵬生日宴會上說自己的老婆懷孕之後，陳可辛用的是「鼓勵，鼓勵」的方式打了一個馬虎眼——對於背後的倫理爭論陳可辛選擇避而不談。為什麼丟了孩子我就不能再生一個孩子而放棄尋找？至少深挖這一個點，還能帶來爭論。而爭論就是促進社會走向理性與進步必須經歷的過程。
  陳可辛丟了他早期的黑色幽默，他不再尖銳，他選擇了大眾的審美水平。結果李紅琴懷孕的設定，儼然就是一個三流藝術電影的結局。在陳可辛看來，這也許是一個命運的黑色幽默吧。可是這個結局除了突顯了李紅琴的慘，沒有太多的作用。充其量也就是導演用了一個小技巧來討電影節的評委的歡喜——難道李紅琴的身上除了命運所加給她的慘之外沒有其他的了嗎？一個好的黑色幽默應該是導演充分的展示了李紅琴性格的多面性和對於命運的無窮抗戰之後所帶了的讓人哭笑不得的結局，而陳可辛只知道在李紅琴身上加大悲慘的砝碼，卻忘記了這個人物身上所蘊含的人性的矛盾——她是自己命運的受害者，同時也是別人命運的加害者。我拒絕這種膚淺而單一的悲慘。
    
  突然感到一股莫名的悲哀，我們的電影已經走到了這個地步。沒有深度，沒有廣度，只知道販賣眼淚，只知道出賣情懷。可這一切究竟是誰造成的呢？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