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公民》：論無罪推定的重要性

         據媒體報導，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在審議有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關於提請審議關於授權在部份地區開展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決定草案》，草案擬在北京等10省區共50個法院開展試點。這一消息讓即將上映的《十二公民》披上了先知和實驗色彩。
        《十二公民》改編自《十二怒漢》，強調「公民」，不無自省與諷意，英美法系的陪審團制度到了中國人的世界裡，幾乎只剩了「怒漢」。儘管故事被改造成了虛擬法庭，由一眾出租司機、地產商人、數學教授、河南警衛、北京土著、校園商販、保險推銷員等家長充數「陪審」，但故事仍舊極具現實意義。故事圍繞著一樁激起社會熱議的富二代弒父案生髮，與其說是對陪審團制度的一次模擬，不如說是對公民話語權的一次測試。這樣的「審判」在部落格時代其實並不新鮮，一直在「藥家鑫案」、「郭美美事件」等部落格熱點中普遍發生。我一面總是抱怨話語權的缺失，可當手握話語權的時候，除了情緒排泄和盲從，對真相的追求又有幾分？
      與「藥家鑫案」和「郭美美事件」一樣，《十二公民》中的絕大多數「陪審員」上來就對涉案富二代做了有罪判定，要不是何冰飾演的8號「陪審員」陸剛堅持探討，「陪審團」的意義在首輪就夭折了——因為在「審議」之前，殺人案通過新聞發酵已然激起了所謂民憤，「陪審團」的各位在出席之前，打心眼裡早將嫌疑人槍斃，也就不覺有何審議的必要。《十二公民》的意義就在於此，當社會的天平傾倒之際，它以綿薄之力扶上一把。類似的事情非行導演做過，他的《全民目擊》試圖告訴庸眾，就連親耳聽見和親眼看見的都不一定就是真相，更何況僅只是不明所以的傳聞。類似的事情陳凱歌也做過，他的《搜索》即是輿論殺人的典型案例。儘管這兩部電影起到的社會效應甚微，至少還有人試圖點醒那些極易被催眠的庸眾，盲從是極其可怕的。
      去年3月20日，轟動一時的《中國電子報》社原副總剪輯常林被控殺妻焚屍案告結，法院宣佈「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判絕無罪。」被羈押長達6年之久的常林當庭釋放。從一審被判死刑到最後的無罪，無罪推定在關鍵時刻起到關鍵作用，該案因此被法律界稱作「中國的辛普森案」。《十二公民》中的富二代弒父案與常林案類似，十二位「陪審員」中的11人第一輪對富二代上來做出了有罪認定，若不是陸剛一人堅持認為有探討的必要，又一條年輕就這樣冤死，而該案最後的無罪判決，側證了無罪辯護的必要性。更典型的還有1998年雲南的杜培武案，昆明公安局副局長王俊波及其女民警王曉湘被槍殺，諸多跡象都指向民警（王曉湘的丈夫）的杜培武有重大嫌疑，最後被同僚刑訊逼供屈打成招，一審判決死刑，所幸二審因翻供和作案槍枝存疑改判死緩，兩年以後，真兇楊天勇浮出水面，杜培武得以沉冤昭雪，而他因刑訊逼供留下了腦萎縮等傷病則將伴隨終身。從杜培武案時的有罪辯護到常林的無罪推定再到陪審團制度試點，中國的法制建設有反思，也有進步。
       徐昂的《十二公民》拍在了陪審團試點之前，並不是說他如何先知先覺，而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社會良心和責任感，一個希冀社會與法制進步的公民的自省與自覺。儘管《十二公民》不可能像《速7》那樣吸引人，甚至連《何以笙簫默》等青春爛片的關注度都不如，但它更具存在價值，不妨當做是陪審團制度試點的一次關於國民性小實驗。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