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吉的母親

即使是再不相信宿命論的人，在生孩子這件事上，也必得三思而行。因為正如海德格爾的比喻，生命是被「拋入」這個世界的。此刻偶然性佔據了全部上風。是男是女，是美是醜，是好是殘，誰也選擇不了。彷彿上帝的骰子出手，之後，像黛安這樣的人就莫名其妙地賭輸了。

正因為他們輸得沒有來由，所以秩序世界只能給予其赦免權。這部電影基本也是按這個套路講的：因為這是病，所以兒子的穢語、攻擊性、偷竊和奇怪舉動都屬正常，便利店老奶奶、黑人出租司機和律師大叔只能自認炮灰（與他「同類」的失語症女教師雖然例外，但這段關係的前半部份鏡頭飽含曖昧，令人隨時有陷入不倫之戀的錯覺）。當一個人被上帝剝奪了理性，所有人就必須忍受他的非理性（他的母親則只能拿更不理性的母愛說事兒），而文明會將這種寬容視為一種道德正確，儘管尼采認為這是一種「弱者的暴政」——那是因為他相信上帝死了。

這類殘障主題的影片也只能建立在這種善良主義的設定前提下。如果史蒂夫像福克納筆下的班吉一樣，隨時解開褲子撲向路邊的女生，或者突然揮刀砍向路人，那還怎麼給他配上藍天下的逆光慢鏡和綠洲的背景音樂？而黛安的母親形象，雖然有著各種囂張另類的符號外殼，內裡的戲劇衝突卻並不比奉俊昊的《母親》更深刻而有張力——因為那才是正正經經想要探討社會問題的電影。當然奉俊昊那次也沒有走得更遠：為了平衡母親掩飾殘障兒子殺人的動機，他不得不預設了兒子因母親而致殘的理由。

於是，為了表現自己唯一關心的母子情結，多蘭寧可讓黛安在這磨磨唧唧的兩個小時裡，緩慢地被謀生的困局和焦頭爛額的情緒逼到承認事實，而不是讓她和觀眾直面兒子在餐廳縱火的後果。雖然那封信中提到受害者燒傷嚴重，但它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一個天文的賠償數字，來製造一個戲劇轉折，讓母子二人從「扒屏」的喘息中重新回到大吵大鬧的逼仄節奏。後面兒子在酒吧被挑逗發飆的戲份，連同整個電影的氣氛，都在模糊這種責任感：你們怎麼能跟一個病人認真呢？不用說，這兒不會有一個樂器店老闆出來說一句：人家的孩子也是孩子啊。

這也許就是少年得志的帥哥和演了一輩子配角的醜臉大叔，看待這個世界（包括親子關係）的區別吧。前者可以把一切都砍削、簡化成自己心目中的版本，後者才會考慮現實感的問題。而全片1：1螢幕然後再拉寬這個，讓我想到類似維塔斯那種為了飆音而飆音的歌曲，怎麼都有一種露骨的拙。那麼多畫面寬度正常的電影，都能讓觀眾沉浸其中產生共鳴，為啥非要這樣好話不好好說呢？

每次看到這種題材，都會強迫性地讓我想起一位老師的兒子，先天腦癱。不知是否因為治療不周，這個與我年紀相仿的青年幾乎沒有任何康復，不會走路，也沒有語言功能，每日只是躺在床上，用各種叫聲來表達自己的需求。他的母親那時已與其父離婚，從沒露過面。幾年前從老同學那兒偶然得知，這位老師去世了，但沒人知道這個班吉的下落。然而不管在哪裡，他都一定只能繼續躺著，喊叫，直到死去。

沒人想把這拍成電影，起碼不會有一個演員願意減磅幾十斤然後全片躺在床上只是抽搐著面孔吼叫。把如此沉重的現實花用為叛逆情結中永恆的母子之戰，這恰恰暴露了多蘭的年紀和他的淺薄——他還沒有獲得那樣的洞察力和控制力，去理解和表現真正殘酷的喧譁與騷動，而那並不是用情緒化的SB和挑釁性的髒話可以取代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