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公民》：一場嚴肅的法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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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六十年了，西德尼·魯美特執導的那部黑白片《十二怒漢》已經成為了影史的經典，十二名陪審團成員在一個封閉空間裡討論關於一場謀殺案的事實認定，從一邊倒的「有罪推定」到一致認可「無罪（疑罪）」，極簡的劇情表現手法和場景設計，卻讓此片成為了影史經典，數十年來一直在被各國後輩影人不斷翻拍。

青年導演徐昂以《喜劇的憂傷》等話劇聲名鵲起，改編自《十二怒漢》的《十二公民》是他的電影導演處女作，就拿到了羅馬電影節的最高獎。與原作相比，《十二公民》最大的改編來自於對「陪審團」的不同設定：《十二怒漢》中的陪審團是對美國法律體系的直接寫照，這十二個「憤怒」男人組成的陪審團負責認定罪犯是否有罪；而中國現行的法律制度里還沒有陪審團的設置（目前國內在試點推廣人民陪審員制度，但中國的人民陪審員與美國的陪審團在職責、地位、作用上都迥然不同，中國的人民陪審員除不得擔任審判長外，同法官有同等權利），所以《十二公民》裡的十二位「怒漢」大都是法律系學生的家長，為了配合孩子們完成西方法律課程的作業，他們不得不認真的完成這場模擬討論。

所以，從根子上說，《十二公民》裡的主體故事就是一場法律遊戲，不過徐昂導演卻讓這場遊戲顯得端莊嚴肅。在故事的總體走向和關鍵細節的設置上，《十二公民》完全依《十二怒漢》的樣畫瓢，這也保障了影片的嚴肅藝術品格並凸顯了其社會學反思的價值——《十二怒漢》也好，《十二公民》也罷，案情推理並不是重點（細究的話，反倒會有些bug），關鍵在於透過每位陪審員的辯論，映照出其所代表的階層、族群的大致社會立場，應當說，這一點也是眾多《十二怒漢》翻拍版的重心之所在。

《十二怒漢》的原作講述的是一樁失足青年殺父的案件，主要透射出的是美國社會當時的貧富階層對立，富人資產者和平民階層也構成了片中陪審團最主要的矛盾衝突（由陪審團成員的現狀和出身所決定）；到了2007年米哈爾科夫翻拍的俄羅斯版《十二怒漢》中，案件變成了車臣男孩殺死俄羅斯軍官繼父（當代俄羅斯法律制度中引入了美式的陪審團設置，所以俄版的「十二怒漢」也是貨真價實的陪審團），這版影片中也加入了大量的外景鏡頭，顯然更帶有史詩感，案情也更植根於俄羅斯當代的社會政治環境；而《十二公民》中的案件則是富二代殺死了自己貧窮的親生父親，無疑更應照著當下中國的社會議題，此外，《十二公民》中的十二位「陪審團」成員分別是房地產商人、計程車司機、北京土著、河南小警衛、保險推銷員等身份，算是共同構成了一幅當下中國市井的浮世繪，通過對案情的討論，富人VS平民、本地房東VS外來務工者、長輩VS晚輩，這三組分別折射出經濟、地域、代際差異的角色設置貫穿全片，同時也與原版《十二怒漢》中的角色設定基本映照了起來，導演徐昂也不失時機的發揮了他的喜劇才華，讓影院不時傳出笑聲。

原版《十二怒漢》出爐時，黑人民權、婦女解放等議題在美國還方興未艾，所以魯美特導筒下的陪審團，由清一色的白人男性組成，有色人種和女性被徹底排除在外，而他們討論的「罪犯」則是一位青少年，兩位最後被證明不可靠的證人則是一位耄耋老人和一位女性——這顯然烙上了那個時代的深刻印記，這種角色設定可以讓人輕易解讀出基於種族、性別等各種「政治不正確」的歧視意味，而《十二公民》在改編時也基本沿襲了原作：清一色的男性「陪審團」成員，作為兇器的匕首、兩位證人的證詞，以及這些物證、人證在「陪審團」討論過程中的反轉，乃至案情細節的論爭和還原，角色的情緒起伏，都與原作如出一轍（最大的改變是男主角有了檢察官的身份，而片尾字幕的承製單位中還出現了「檢察官文聯」的字樣，你懂的）。

應當說，《十二公民》這樣一個完全源於西方法律制度的故事成功能本土化到本地語境中，無疑給中國電影的跨語際改編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案例。而有著強大話劇功底的演員們在表演前經過了長時間的封閉排練，實拍時完全不用攜帶劇本，也與現今的國產片拍攝手法並不一致。

毫無疑問，在「婦聯」這樣的好萊塢巨片擠壓下，《十二公民》難以取得亮眼的票房佳績，但這樣的電影，註定會在今年的影市中留下點什麼。

（刊載於《新京報》2015年5月15日）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