碉堡了的中國電影人，又貢獻了一個新類型

《十二公民》是徐昂的電影處女作，在此之前，他更為人熟悉的身份是成功的新銳話劇導演。在2011年，徐昂執導的話劇 《喜劇的憂傷》創下了人藝建院60年來最高票房紀錄，這齣話劇讓體制內的他聲名大噪，也讓他有足夠的資源涉足大螢幕。

《十二公民》翻拍自美國的 經典電影《十二怒漢》，這對於徐昂來說是一個穩妥的選擇， 原作本身就是小空間做戲。 《十二公民》被定位成「戲劇電影」，影片的絕大多數篇幅都發生在一個封閉空間裡，一如徐昂的話劇，舞台 才是最大的載體。

《十二怒漢》的魅力來自對正義的孜孜追求，而其載體就是美國法律的陪審制度。翻拍這部經典影片的重點，從來都是如何將追求正義的主題，恰當地放入具體的國家和時代里去。比如俄羅斯的翻拍版本里，就讓美國法律下的真相與正義，變成了車臣帶出的歷史、政治、法律主題。 關於正義的主題固然亘古不變，但它需要被載入貼近國情和時代的故事裡才能成立。

徐昂的《十二公民》不幸成為了反例，它為我們示範了如何拍一部空中樓閣的現實主題影片。在影片裡，徐昂 將原作的陪審團制度，彆扭地植入了中國法律的體系里：某政法大學的學生們組織了一個模擬法庭，而案件則是社會上熱議的「富二代弒父」，學生們來扮演法官、公訴人、辯護人等角色，而電影的主角則是被拉來的父親們。

案件是虛構的，法庭是模擬的，而陪審制度則是在我國不存在的。影片中的陪審員（家長們）的激烈爭論，出發並不關乎什麼真相和法律，而只是為了保證孩子們順利畢業而已。在原作《十二怒漢》中，衝突的張力來自一個少年是否犯下殺人的重罪，同樣的緊張感在《十二公民》卻無法找到，因為其本身就是一場模擬的遊戲。

假如《十二公民》出現在話劇舞台上，它的現實感或許是成立的，但在電影的載體裡，它完全不具備起碼的合理性。徐昂試圖由家長們的爭論出發，折射出當下中國的種種現實。為此，家長們被刻意安排為「典型身份」，或是檢察官，或是計程車司機、或是房產商、警衛、混混、小賣部店主。影片的全部衝突，來自不同出身和階級的家長們的立場，但在一個「讓孩子們順利畢業」的前提下，家長們忽然代入自己的人生故事，並且因此痛徹心扉，簡直突兀到讓人莫名其妙。 在一場模擬法庭的遊戲裡，優秀的演員們也無法彌補張力的缺失，他們 越是慷慨激昂，越是煞有介事，就越是顯得小題大做。

這就是《十二公民》的尷尬，一方面它的整個故事被放置在舞台感極重的空中樓閣里，另一方面它又試圖觸及當下中國的一些現實熱點。
電影的主演何冰說， 「我們沒有陪審員制度，但在網路上，類似的爭論每天都在發生。大家交換意見時前三句還能好好說，到第四句就罵起來了。」你看，把網路的言語交鋒，和美國的陪審制度相關起來，這居然就是影片主創眼裡的現實關聯。

《十二公民》在試圖探討的現實問題，但它故事的發生就脫離了起碼的合理性。 在脫離了現實之後，一部以反映現實為出發的電影，就失去了它賴以紮根的土壤，變成了空中樓閣， 不再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

《十二公民》或許有機會成為一部不錯的話劇，但它毫無疑問是一部糟糕的電影。值得一提的是， 把綜藝搬到影院，叫做「綜藝電影」，把話劇搬上螢幕就叫「戲劇電影」，這種忽然發明一個新的類型電影的玩法，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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