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與光輝

設想這樣一些人：他們中有昨晚上拉你去簋街吃飯、一路上絮絮叨叨的計程車司機老趙；有路邊開小賣部、斤斤計較的老王；有院門口低眉蹙眼、滿口鄉音的小警衛；有小區里沒工作、性情有幾分乖謬固執的本地老房東……或許，他們都是時代的小人物，帶著各自的痛楚與焦慮、偏執與煎熬，在屬於各自年代的壓抑與創傷里穿行而過。就是這樣一些人，若有那麼一刻，當我看見他們正吃力地嘗試理解「疑罪從無」、爭執著探討「法的精神」、並為此孜孜以求、「吹毛求疵」。我想那一刻我心底湧起的該是感動，甚或一種如釋重負。像那句老話說的，如果說，權力機構的立法活動、政府的執法活動、司法機關的司法活動，共同構成了一個國家的法治大廈，那麼這個國家全體成員的法治觀念、法制意識，才是這座大廈的寶貴基石。如若有那樣一刻，這座基石的色彩必然流溢著時代發展與社會進步投下來那一抹金色的光輝。

1957年美國麥克梅公司的經典電影《十二怒漢》（12 Angry Men）經過數個國家數度翻拍之後，終於有了中國版，它是中國檢察官文聯成立以來濃墨重彩推出的一出重頭戲。導演徐昂這部電影場景簡單，也沒有眼花繚亂的剪輯與製作手法。故事被限定在一個封閉的房間裡，天然杜絕了令人眼花繚亂的場景變換與節奏，反而讓我們把注意力更集中到討論的內容本質上來，也由衷覺察到演員的精湛演技。

一部電影，在跨越國度、跨越不同文化語境，甚至不同政治組織形式的情況下，一次次被翻拍，或許說明它本身帶著切中人類本性最深處的東西。《十二公民》有稱得上很接地氣的改編與表達。然而我的視線不由自主地穿過它的藝術表現特點，也無意駐足於它的改編，更關注於它此時傳遞了什麼，意味著什麼。

對於有專業基礎的人來說，故事裡「有罪」和「無罪」的推論幾乎沒有懸念，因為我們已熟知「疑罪從無」的原則，案件給出的資訊里缺少足夠的客觀證據支持，證據鏈不完整。然而故事以對此不太熟悉的普通人角度入手，在短短的90分鐘裡，讓我們真切的感受到：時代的渺小人物，一步步經過牴觸、抗拒，乃至自我的矛盾、鬥爭、撕裂，直到接受「它」的過程，生動的演繹了普通人對「疑罪從無」的深入理解過程。

今天人們所說的「疑罪從無」，源自那句羅馬法時代著名的拉丁文格言：疑義時，做有利於被告人之解釋（In dubio，pro reo）。其實，中國在1996年的《刑事訴訟法》中就明文確立了「疑罪從無」的原則，要求「證據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案件，直接作出無罪宣告。在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裡，又進一步明確了檢察官的舉證責任。可是實際上，要真正貫徹「無罪推定」與「疑罪從無」的原則，僅僅依靠成文法的修改遠遠不夠，尤其如影片中的情況，當案件面對強大的輿論壓力時，要在可能放走殺人兇手的情況下做出選擇時。顯然，只有當更廣大的人民群眾理解它，換言之，法治大廈的基石真正理解了它，才是這一法治精神的真正貫徹。

「疑罪從無」僅僅是一個例子而已。法治精神本身包含著更廣闊的內容。正義與公平的肩上，向來擔負著販夫走卒、引簞賣漿人的幸福，正義傾聽隆者也聽取卑微者，這是我們迴避不了問題。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多元的時代里，人們的成長背景、家庭環境、生活經歷，在高速發展的時代里，顯得更為複雜多樣，這是法制大廈天然複雜多樣的基石。或許正是當這形形色色種種矛盾中的普通人，當他們真正領會了法治的精神，並能夠站在各自矛盾的立場上去認同它時，會意味著法治觀念的進一步深入推進。

電影有時在特定的時刻走到特定的螢幕前。藝術反映現實，也引人思索。回望電影史，《十二怒漢》、《殺死一隻知更鳥》（To Kill a Mockingbird，1962）、 《刺殺甘迺迪》（JFK，1991）這些經典的法制主題電影，它們在螢幕上從各自視角反映了法制思想的演進與人類社會自身的反思。我們知道，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要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在這樣一個特定的時代，在這個有著兩年多年封建社會歷史的文化古國全面推進法治建設的時代，在是個承載著矛盾向前的時代，或許作為普通觀眾的我們，也同樣期待中國螢幕給我們帶來驚喜，期待大螢幕上留下更多歷史向前時迎來的光輝。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