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疼痛與憤怒

《一千零一夜I：不安之人》：歐洲的疼痛與憤怒

文 / 柳鶯

2014年11月18日，葡萄牙導演米古爾·戈麥斯撥通了製片人路易斯·烏巴諾的電話：

-烏巴諾？
-怎麼了？
-我有一個好消息，一個壞消息，你要先聽哪個?
-好消息。
-我一下子拍了三部電影。
-那麼壞消息呢？
-我一下子拍了三部電影

戈麥斯口中的「三部電影」，即是長達381分鐘的鴻篇巨製《一千零一夜》。此前曾被一眾媒體看好鐵定入圍本屆坎城主競賽單元，但過度的片長使組委會不得不絕定忍痛割愛，將這位憑藉《禁忌》一躍成為當代歐洲影像大師的導演「放逐」到了「導演雙周」單元，電影也被「肢解」為三個部份單獨展映，分別被命名為「不安之人」(The Restless One)、「淒涼之人」(The Desolate One)與「迷醉之人」(The Enchanted One)。

有關金融危機題材的電影出人意料地少，在經濟日益凋敝的歐洲，鮮有導演擁有勇氣去觸碰這個敏感又不討市場歡心的題材。想想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代誕生數量壯觀的好萊塢喜劇，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越是在一個需要社會承擔的時代，電影產業會產生越多的娛樂泡沫。如果對大部份創作者來說，電影是一種一種高級消遣，那麼顯然戈麥斯並不接受如此膚淺的使命。在《期盼的八月》中，他用抒情的鏡頭語言敘述種族融合的種種困境，使其名聲大噪的《禁忌》則在沉靜的黑白影像中，將殖民歷史的血淚遺恨抒發殆盡。《一千零一夜》無疑繼承了他寶貴的社會關懷，內容直指更具切膚感的葡萄牙社會危機。除卻令人望而生畏的長度，《一千零一夜》無疑將成為一部冷門的不朽之作。作為阿拉伯經典民間文學的《天方夜譚》為戈麥斯的當代寓言提供了寬闊而綺麗的庇護所，而導演背負的政治使命，則為神話傳說增添了屬於這個時代的荒誕、憤怒與無助。

在《一千零一夜》中，古老傳說的舊瓶裝新酒不是形式的噱頭，更無所謂市場的考量。這個史詩般的標題也許會蒙蔽一部份不明真相的觀眾，使其誤以為自己將要展開一場充滿異域風情的時空旅行。那麼在開場篇「不安之人」中，戈麥斯對這種幾乎基於本能的娛樂訴求棍棒相加。

《一千零一夜I：不安之人》的開頭將觀眾帶入了一個具有自反性的紀錄片拍攝現場。新聞紀錄片粗糲的影像風格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經濟和文化雙重凋敝的葡萄牙社會，曾經輝煌一時的Viana do Castelo造船廠的經營危機讓數千名工人沉浸在無望之中，一時間工人運動風起雲湧。緊張的局勢面前，作為導演的戈麥斯突然出現在鏡頭中，並因為不知所措而落荒而逃。導演突然現身與消失帶來的巨大困惑，如同一個陰影投射在不明所以的觀眾面前，夾雜著混亂、憤怒和無奈，電影突然畫風一轉，《天方夜譚》中那個著名的女性講述者山魯佐德乘坐小艇登場，代替了全知上帝般的導演，將當代葡萄牙故事娓娓道來。

在這三個分別名為「勃起的男人」、「公雞與火焰」、「高尚之泳」的故事中，政客平民都彷彿生活在一個超現實的國度中。歐洲銀行的高官們騎著駱駝在一處風景絕世的別墅，貪婪地探討著削減財政開支的策略，海濱村莊的公雞，則用打鳴的方式向人們通報火災的到來。人們時而和動物對話，時而走進海獸巨大的腹中，時而在煙花中消失，時而又因為噴塗了神奇的仙藥而「堅挺不已」。《一千零一夜》中的魔幻現實主義絕不是博取眼球的噱頭，戈麥斯眼中崩壞的社會，荒誕即為現實的一種。如果說「勃起的男人」中，當權者需要通過仙術的力量治癒不舉是尖酸的明嘲，那麼「公雞與火焰」中那個縮寫為「coq」的政黨則是有力的暗諷。「高尚之泳」再度召回電影開頭部份的紀實手法，在訪談對話中，普通百姓訴說凋敝生活，並最終在一場冬泳中達到了氣氛的歡騰。

1935年，葡萄牙最偉大的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在小紙片上絕望地寫下「我不知道明天將會帶來什麼」，將近八十年後，米古爾·戈麥斯將這種「和全宇宙一起頭痛」的不安與憤怒融進自己的影像之中，他將臨陣脫逃的恐懼化作勇氣的影像，將荒誕戲謔鑄成刺向時代的匕首。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