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話如何好好說？

《十二公民》的編劇兼導演徐昂說他並不想拍法律戲，就是「想拍12個中國人坐一塊兒為什麼不能好好說話。」顯而易見，中國沒有現實意義上的陪審團體制，本片只能將之發生在政法大學的課堂模擬考試，十二個普通人必須進入規定情境，討論一個社會新聞事件引發的「嫌疑人的罪與罰」問題，考驗他們的首先是根據證據來說話，其次就是中國人應該怎樣說話。

《十二公民》改編自經典話劇《十二怒漢》，也確實致敬了1957年麥克梅出品的黑白電影《十二怒漢》，該片是西德尼·呂美特處女作，亨利·方達、李·科布、馬丁·鮑爾薩姆等人主演。《十二公民》很經典，經典到數不清有多少個話劇版本和電影版本，尤其是日本和俄國，以2007年尼基塔·米哈爾科夫主導的最為著名。每一個版本都在原作基礎上進行了本土化的改編，以米哈爾科夫的《十二怒漢》為例，加入了車臣戰爭、俄羅斯民族問題、家庭問題等，打破原有的封閉、單一空間，也突破原有的劇作結構，獨具導演作者風格特點，成為新的範本。

瑞吉諾·羅斯是電影《十二怒漢》的編劇，於2002年去世，他的兒子在2012年接受一個關於他父親的採訪時說：「我希望今天的人依然能從這個故事當中學會如何包容和寬恕，學會與人類的偏見本性抗爭，而不是與之沉淪。」這或許是各個版本得以在不同國家廣受歡迎的原因——人類的偏見本性。在《十二公民》中也無時無刻不在展示這種偏見，人與人之間之所以無法溝通也因為彼此心存的偏見，而到最後的和解是因為「坐下來好好說話」了，不再固執己見。即使中國GDP已經是絕對意義上的全球老二，亞洲投資銀行也將衝擊美國主導的全球金融體系，普通中國公民依然不會開會。秦漢以來，中國人便適應了要嘛服從權威密室政治、上面說什麼就是上面，或者亂作一團、打成一片，難以在平等的前提下進行有效溝通，最終勉強鼓搗出一個妥協方案，《十二公民》給了觀眾觀摩他人說話的機會。

《十二公民》也進行了很好的本土化改編，聚焦「富二代弒父案」，將轉型期中國現代化建設中的城鄉隔閡、貧富差距、行業民生、法制意識、公民素養等問題一一展現。熟悉徐昂導演的人，一定知道他是北京人藝的話劇導演；更熟悉他的人一定知道他創造的話劇票房奇蹟——《喜劇的憂傷》；再熟悉一些的觀眾，一定知道陳道明、何冰搭檔的《喜劇的憂傷》改編自日本導演三谷幸喜的電影《笑之大學》。這一次，何冰與韓童生擔綱主演，與其他十位中國話劇演員共同演繹一場驚心動魄、直刺人心的現實主義力作。

「富二代」的詞性已經由中性變成了貶義，甚至是惡意，在網路中極盡奢靡、無良之能，對應著全社會浮躁的、仇富的心態，然而人人都想成為富人的現實讓這個話題變得極為弔詭。《十二公民》中的計程車司機（韓童生飾）、小賣部老闆、保險經理人都對房地產商（趙春羊飾）投以欽羨的目光，「有錢能使鬼推磨」的論斷輕易下，「資本家」的帽子隨意蓋，「乾爹」的話題永遠繞開真愛。「河南人」在輿論中著實受了委屈，《一九四二》似乎解釋了什麼，《失戀33天》也沒有逃過，《十二公民》意在打破這種偏見，老北京與新河南的爭鋒相對，「二道販子」「農民」的輕蔑言辭侮辱，政法大學警衛的勵志故事，直到影片最後老北京被孤立、警衛扶起小老闆的車，完成了和解。

《十二公民》不僅志在打破本性的偏見，也在探索拆穿話劇、電影的認知偏見，而演員們也通過不著痕跡的精湛表演證實了偏見的虛無和不堪一擊。作為導演電影處女作，已經成為年度最佳華語電影候選，《十二公民》有話和觀眾好好說。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