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公民》：由專業精神領跑的政治遊戲

《十二公民》改編自法國電影《十二怒漢》，講述了一個政法大學西法補考考場上，12位不同背景、不同階層的模擬陪審員對近期發生的一起「富二代弒父」案件進行審判。這個案件被社會普遍認為，是富二代不滿曾經拋棄了自己的生父對其的反覆勒索，一怒之下舉刀殺人。在一名檢察官陪審員的帶領下，經過步步討論，對富二代的罪名認定最終從11人確定有罪，1人認定無罪，變為12人統一意見認為無罪。討論過程中，每位陪審員也都敘述了自己的故事，表達了對社會的態度。這是話劇導演徐昂第一次觸電螢幕，對人物的刻畫極為細緻，同時融合場景設計，使整個電影帶著濃重的舞颱風格。以一張桌面上的討論為起點，把矛盾瞬時集中，並向縱橫兩個方向鋪展開來的敘事方式，正好將其中人們的互動結構清晰展現。而敘事背後，當我們看到暗暗諷刺的政治控制，卻更看到了一種專業霸權的接踵而來。

知識菁英的專業傲嬌

無可厚非，8號陪審員是整個討論過程中的領跑者。從一開始，當大家都決定快點結束這個無聊的討論集體認定「有罪」時，只有他一人堅持要再討論討論，當這個討論幾乎遭到全體成員的反對時，他又以許許多多大而空卻令人無法反駁的道理說服大家（不過反正只要他投票和大家不一致，這個討論就必須進行下去）。而後的幾個重要證據的分析、事件的轉折，都是從他這裡首先提出，而且，分明就是做了充分準備才上陣的：作為兇器的彈簧刀是否是唯一（他甚至專門從淘寶上買了一把同款彈簧刀以強化自己的懷疑）、樓下老頭的證詞是否可信（仔細地在討論現場進行案情重演）、彈簧刀插進身體的角度和方向（不惜挺身而出，讓與其發生過衝突的3號陪審員做持刀示範），這一系列的舉動清晰表明他就是一個專業人士。在這個過程中，其他陪審員，數學老師、警衛、剛出獄的街頭混混、醫生、被打過右派的老人都成為了一個個配合的角色，也多多少少對這個不僅好出頭，還說得頭頭是道的人產生了敬佩。當然，影片的最後也證實了——他就是一名檢察官。
檢察官的身份出現本身帶著些許諷刺——片子本身要表達的，就是對以權力為核心的人治進行批判，同時認為公眾參與法治過程是可以實現進一步還原真相的。但主導這整個過程的，卻不是所謂平民大眾，偏偏是個專業權威。再看看那些極力反對他的人——3號陪審員計程車司機，7號陪審員小賣部老闆，10號陪審員房東，雖然處於不同階層，相似的是非常感性，對外在事物的看法充斥著個人主觀因素，非常的不專業，卻是很鮮明的小市民代表。整個號稱打破偏見的電影，卻在打破河南人、外地人、富二代、土豪等的偏見的過程中，塑造了對存有偏見者本身的偏見——他們是不客觀的、不專業的、不冷靜的、沒有完整思考分析能力的。當然，隨著劇情進一步推演，他們每個人背後的故事被托出，一個個完整的人物被塑造，但這種對非專業偏見卻依舊隱隱存在。於是，檢察官的形象就更加的突出。
專業精神似乎是當下的時代精神，講究客觀、中立、冷靜，熟練運用一切專業知識研究分析，並且對任何一方破除偏見和價值觀。然而，這種忘卻了應該有的關懷。在司法歷史上，最出名的莫過於辛普森殺妻案，辯方熟練的運用各種技巧，最終將有著高度謀殺嫌疑的辛普森判為無罪。如果我們把腦洞開大一些，從司法領域拓展到更寬更大的空間。誰能夠掌握專業？當然是8號陪審員這樣細心敏銳的知識菁英，誰由可以將知識菁英為自己所用呢？當然是辛普森這樣的有豐厚物質資源的人。電影之中，為了把每個人放在一個完全平等的對話環境中，製造了一個詭異的家長、路人可以參與的所謂補考考場之中，這多少都有一些理想模型，知識菁英才能在這上面自由馳騁專業精神的傲嬌，做一個所謂平等的假意判斷，還把不專業的人士的氣勢完全打壓。但在更廣闊的社會空間之中，非專業人士才是主要人群，這一點該怎麼破呢？

關於政治：隱喻了什麼？建立了什麼？

電影場景從頭到尾，一種對集體主義政治敘事的隱喻之中：在場景佈置上，選擇在一個老式體育館的方桌周圍，內牆上充斥著歷史印記——「為人民服務」的標語、紅色的磚牆等等，似乎在進行一種對過氣政治話語的敘述，恰好與方桌上想要進行的，社群化的、與政治和權力無關的討論形成一種對比。
在劇情發展中，最年長的9號陪審員細緻地回憶了他們家從民族資本家到被打成右派，被批鬥遊街的全過程。雖然這段個人回憶充滿了許許多多歷史瑕疵，卻鮮明的對以政治話語來專斷地評判「有罪」或「無罪」的做法表示了深惡痛絕。類似的細節佈置在影片中還有許多，這些略顯生硬的隱喻都在試圖進行一種對政治、威權話語的諷刺，並通過這種諷刺來強化電影中進行的討論是怎樣的一種去政治化，只是單純在法律、人情和事實層面的討論，甚至，通過一系列溫柔的光影呈現來表達出對這種場景的嚮往。
然而這種討論真的是與政治無關的嗎？當3號陪審員和8號陪審員出現衝突的時候，突然出現的某老師一下鎮住整個場面，使整個矛盾草草收場，個人權威對平等對話的打破就是這麼輕而易舉；特別是到結尾處，8號陪審員的身份最終出現的時候，一切對歷史政治的隱喻似乎都崩塌了。這看似是一場平等的討論最終還是被一個有著政治、權威符號的人掌控了，他甚至都不需要公開自己的身份就天生涵蓋著這一層意義。於是，討論真的是平等不帶政治性的嗎？反而只帶著個人意義的群眾——數學老師、出租司機、小賣部老闆、房東、保險推銷員等，在整個討論之中完全處於被動。
這個時候，我們不禁反問：電影的對於集體主義政治話語進行隱喻，想要表現出一種去政治化的取向，但同時難道不是建立了一種個人主義的政治話語嗎？歷史上宏大的政治話語是清晰的，卻成為了當下的眾矢之。但這種敘事又是黯淡，正如牆上的標語逐漸模糊；個人主義的政治卻未見得這樣的明朗，並且通過一系列專業詞彙、技能技巧的包裝，在優勝劣汰的邏輯之下，讓人們自動的服從於強者。這種新的個人主義政治化，其實來的更為兇猛、更為深沉、更為隱晦。

作為「公民」，一場討論就是全部？

電影以「十二公民」為命名，可以強化出「公民」這一大家都熟知，又其實都不了解的身份。一般的觀點認為，「公民」是針對「私民」而言的一個概念。在「公民」的體系內，人是社會的存在，會關注公共的議題，而不僅僅侷限於利己而獨立的。這便是影片中陪審員制度的源頭——公共理性，即每個人走出個體，跳出自己的利益與經歷，去關注社會事務和議題，為一個表面上與自己無緊密關係的事件進行評判。
然而，這一場虛擬的、理想化的討論確實可以解放出公民性嗎？電影在這方面的處理上，簡直是謹言慎行——設計中的案件，特意選擇了一個不觸及當下社會主要矛盾富二代殺親生父親的案件，巧妙地變成了一個家庭情感的紛爭，陪審員關於案件的討論中，注意力也集中在了父子情誼上。於是，由此引出的各位陪審員的故事——計程車司機與兒子的冷戰；房東為外地人爭搶自己孩子的教育資源而憂慮；警衛想要考政法大學卻多次失利，都成了單純的、個體化的事件，雖然背後帶著一定的社會背景，卻沒有一條主線將其串聯起來，只是做到了故事的堆砌。但許多當下根本矛盾的話題：農民工討薪、城管打人、工人自殺與罷工、農民強迫征地、反抗強拆等等，都被謹慎的避開了，這才是這個陪審團討論過程能夠達到想像中的平等、公開的重要原因，卻也增強了這個討論的空想性。
《十二怒漢》作為一部經典電影，在美國、俄羅斯等國也經歷了改編和重拍。然而，雖然故事的脈絡大同小異，在美國，這是一個貧民窟的孩子的故事，其中也應對了美國的種族問題；在俄羅斯，是一個車臣孩子的故事，直指了俄羅斯的民族矛盾問題。到了中國，卻變成了一個家庭情感的問題，這不得不讓觀眾覺得不夠過癮。回到電影名字中的「公民」概念，公民社會中的成員並不應該是逃離與社會根本矛盾之外的，階層、階級之間的對話也不只是一場構想中的平等討論，差異不僅僅是「自我」和「他者」的，而更可能充滿掙扎、鬥爭與反抗，這才是我們更想去融入與了解的，真實的社會。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