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號陪審員-評《12公民》

8號陪審員——評《十二公民》
 
作者：汪某人
        判斷一個差電影可以有一萬種理由。判斷一個好電影就容易多了——手機鈴響，滿場惡念，窘迫之下你有「這場電影我請了」的衝動。是話劇還是電影，誰在乎？
        觀影是一種閱讀。觀影是為了理解導演的思想，還是解讀電影作品本身？傳統的解釋學（關於如何理解）主張探求作者的本意，例如不斷深入學習領會領導講話精神。而哲學家伽達默爾認為，文本一旦產生就與作者無關了。伽達默爾成功地說服了全世界聰明的大腦，現代的解釋學轉而主張詮釋文本的本意。感謝伽達默爾，獨立的理解成為了創造性勞動，真正的影評人不再枉費心機去揣測和曲解導演的聖意，不必受人施捨也能說得起話、端住了碗。
        嚼哲學正是為了理解。經過數次翻拍的《十二怒漢》此次以《十二公民》的面目轉世中國，它是一部關於法律專業問題的電影，一部讓影評人咋舌韓童生、法律人怒贊何大侃的電影——人人都有自己的漢姆雷特。但分歧不總是由於立場的不同，由於知識和偏見的差異，人人也會有意無意漏掉了一些資訊。例如看《三體》，個別優秀的文科生過了好幾天還不知道：「降維打擊」的梗在哪裡。《十二公民》有清楚的法律前提：個案正義要靠「法律真實」來實現，「法律真實」基於「證據事實」，就是要「正當程序、止於證據」。既不可誅心腹誹，也不能靠道德審判——昨日不可重現，錯殺一個無辜者的危害，要超過放縱一百個罪犯。實際上，現代的訴訟證明體系形成極晚，頗為受益於現代哲學解釋學的發展，這才讓我們能夠告別不顧證據文本、肆意揣測當事者是否有罪的野蠻時代。
        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所謂「正當程序」只是人為設計的模型。這個模型就一定能夠得出正義的結論嗎？或者像電影所敘述的，它如何能經受住最為極端情況的檢驗？回顧劇情的大逆轉，我們一定會捏一把汗：如果沒有8號陪審員的說服力，這案子不早就拍下驚堂木了嗎？這要求我們來思考陪審團制度的規則，即12人完全一致才能判定有罪，這個設計的目的很清楚——不得扼殺異見的種子，因為多數人常常代表了盲從，少數人極有可能是正確的。想想那混亂的年代，「鋤奸運動」的錯誤率不亞於「紙牌殺人」，冤死的人數常常超過殺手，而冤死是文明社會絕對無法接受的，對此我們只能從不同的方案中選擇冤死可能最小的方案，因為殺手可能是A=殺手也可能不是A。
        誰來提供這個異見？在《十二怒漢》，做這個判斷的人是亨利•方達，一個仁慈、理性、始終抱不可知論態度的偵探。他以超強的雄辯和個人魅力影響了其他11人。對此，我們應當注意到，即使是「十二」系列的始祖，導演希德尼•魯邁特在最初就存在一個明顯的偷梁換柱——陪審團討論的內容，顯然是法庭辯論的過程，而在法律實踐中，陪審團成員多數是被法庭辯論所說服的，不管說服他的是檢察官的有罪意見還是律師的辯護意見。這在藝術上實現了聚焦，但在事實上其實是兩個場景的重疊。認識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我們必需要了解，異見的種子來自哪裡。美國的訴訟制度是以對抗製為基礎的，檢察官本身是政府雇用的律師，甚至和律師一樣都是律師協會的成員。控辯雙方在訴訟程序上幾乎享有完全對等的權利。檢察官的優勢在於偵查活動的強有力支持，而律師的優勢在於證明標準的降低：檢察官需要證明犯罪人毫無疑問地構成犯罪，而律師只需要證明構成犯罪存在合理的懷疑。因此，在《十二怒漢》的故鄉，異見的種子來自律師。這就引起了占《十二公民》觀眾群相當部份的中國法律人的不滿，認為8號陪審員的中國檢察官身份顯得不倫不類。
        對於這一點，我想說這是一種法治場景的認識錯位：中國的法治傳統是大陸法系傳統，而不是英美法傳統；大陸法系刑事訴訟中的脫罪功能，是由檢察官和律師共同承擔的。例如中國警察發動的刑事案件，有大約20%被檢察官叫停，方式包括對公安逮捕請求的不批准，對案件決定不起訴等等，事實上解救了一大批存在合理懷疑的犯罪嫌疑人。大陸法系的檢察官，以其「客觀義務」而著稱——既要收集和分析對於犯罪人不利的證據，也要收集對於犯罪人有利的證據。客觀地說，中國的檢察官還遠遠不具有大陸法系檢察官的聲譽，但從制度設計的角度來講確實如此。通俗地講，這是一種質量控制式的法律制度設計，警察負責製造產品，而檢察官負責監督產品質量，合格產品送給法院，而不合格產品撤出刑事訴訟的流程。這種制度的正當化前提之一，在於檢察官的菁英化，而菁英化肯定是不可能在短期和大範圍實現的。
        制度問題留給肉食者吧，我們仍然忍不住去把《十二怒漢》與《十二公民》進行對比，前者的問世，讓全世界都在討論「可以通過相互說理達到對真理的認知嗎？」，後者的出現，問題加上了新定語「在中國可以通過相互說理來達到對真理的認知嗎？」 回到電影本身，雖然有許多道德渲染——比如溫馨的結尾讓大家忍不住吐槽——電影的主要線索卻成功地排除了道德干涉。回顧《十二怒漢》中的亨利方達，他「幾乎主導了整場討論，而且善於在論辯中及時佔據道德高地，比如對少年嫌疑犯『貧民窟』背景的強調，指斥論辯對手缺乏同情心和仁慈心等等。」在這一點上，《十二公民》是完整的法律敘事，令人震驚地實現了對模範的超越。
        最後，關於證人能否複述真相的問題講個小故事。法學院讀書的時候，有一天，老師竟然在電腦上擺弄QQ穿衣秀，躶體卡通模特赫然出現在投影上，同學們哄堂大笑。教授給模特穿衣戴帽，正色道：你們看著模特穿的什麼衣服？學生們笑聲小了。教授又換了一個裸體模特，讓剛才笑聲最大的學生上台，說：「這就是殺人案件現場，你剛才看到的是嫌疑人，你憑記憶告訴我，嫌疑人在現場穿的什麼衣服？」學生笑不出來了。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