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怒漢 誰是公民】評《十二公民》 ：中國法律電影的新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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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怒漢 誰是公民】評《十二公民》 ：中國法律電影的新視角

文：西早君

    古羅馬法學家傑爾蘇曾說道：「法律是善良和公正的藝術。」在西方，法律電影已成為一種成熟的影片類型，此類影片通過法律視角與庭審爭鋒等表現手法，對社會矛盾與法理人性進行深刻探討，修正社會價值觀的同時引導民眾對諸多問題的自覺思考，以影像方式彰顯人性的光輝並捍衛民主與自由的權利，兼具藝術性與社會性意義。近期，一部來自韓國的《辯護人》更是在國內掀起了對法律電影的新一輪熱議，人們不禁詰問中國何時可以拍出一部具有代表意義的法律電影？

    遺憾的是，在我國龐大的電影體量中，法律與電影的藝術聯姻一直是個難關。而今年暑期，青年導演徐昂以其電影處女作《十二公民》猝不及防的給了所有人一個驚喜，該片勇奪羅馬國際電影節「馬可•奧列留獎」的同時，在國內也獲得了不俗的口碑。雖然影片在《復聯2》的強勢排檔中夾縫存票房難創佳績，但其帶來的社會話題性與影片的實驗性意義卻為中國法律電影迎來了全新的契機，影片內外有也有許多值得探討之處。

類型的籠子

    總有人將中國電影創造力上的不足歸咎於森嚴的審查制度，把類型片單一的現狀責任推卸於市場和觀眾。但浮誇造作的瑪麗蘇青春片、裝神弄鬼的科教版恐怖片、低俗諂媚的擦邊球喜劇片、刺激感官的工業化動作片卻總有辦法通過審核、進入市場、席捲票房，成為市場的主流。退而言之，即便審核制度的存在合理性仍有待探討，但中國式「過審」有一套自成一派的遊戲規則可循。比較而言，「法律電影」作為一種類型在我國仍處於模稜兩可的境地且鮮有佳作，審查制度之說並不能完全成為說辭，其類型的模糊、定位的偏頗、劇情的硬傷都難辭其咎。

    類型的籠子始終束縛著國產法律電影的發展。雖然近年來各類標籤為「犯罪」、「劇情」、「懸疑」的所謂法律大片層出不窮，如《白日煙火》作為犯罪懸疑劇情類型片就十分成功，但其重心仍是「犯罪」而非「法律」。具體到法律題材上，因為定位不明，《秋菊打官司》、《馬背上的法庭》、《刮痧》等影片主要反映社會轉型思考與體制矛盾，並未對法理本身展開理性思考。再看《聖誕玫瑰》、《全民目擊》等此類的以法律案件、庭審衝突為主線，希望結合社會背景探討「法理」與「情義」矛盾的法律電影，卻始終脫離了現實法制背景的「源水」，引入倫理懸疑的「濁流」，情節上的漏洞百出和手法上的故弄玄虛，即便各路明星的賣力出演、宣發方拼血炒作仍是回天乏術，被毒舌評論奚落為「法盲」電影也無可厚非。

    曾執導話劇《喜劇的憂傷》的青年導演徐昂巧妙的借用了中國教科版恐怖片常用的「過審技巧」，即以一切皆為虛構的假設前提，告訴觀眾和審片員們這個故事裡的一切都是「假」的，讓熟悉如此套路的觀眾心領神會的在觀影后自動掐頭去尾、達成默契，自己評判哪部份是導演要表現的「真」。在「假」的前提下，《十二公民》將一場法學院的補考與中國「富二代弒父」的真實案件結合，再進行由十二名考生家長們參與的陪審團討論也就順理成章的成立了，無可奈何之下亦是勉強達成了在我國沒有無罪推定與陪審團制度的法治環境下影片的合理化基礎，雖然此舉備受爭議但遠比將法律制度「生搬硬套」的「法盲」電影更顯真誠。

    有趣的是，中國現在的電影審查委員會名義上亦是由這來自不同行業的人組成，實則主要包含官員、專家、導演及「有關部門代表「，共計三十六人。三十六人在封閉空間內完成對影片的討論與建議，完全可以評主觀意見決定一部電影的生死，這與《十二公民》中的情景如此相似，又是何其巨大的天壤之別。

本土的椅子

    解決了故事基礎的合理性，如何對一個影視經典的劇本進行改編就是首要難題。《十二怒漢》中美、日、俄各國的故事都基於同樣的法律基礎進而推進，且其司法審判制度的無罪推定和陪審團制度由來已久，成為其國家思維習慣中習以為常的固有設定，其劇情推進中的矛盾衝突設置也都與其國家和社會具體情況巧妙呼應。

    最初的美版《十二怒漢》設置了種族歧視與階級偏見的社會前提，宣揚美國民主法制精神同時具有影史級開拓意義，可謂石破天驚的傳世經典；日本版《十二個溫柔的日本人》在引入女性角色的同時，注重情感描摹與情節鋪陳，風格相對輕鬆愉悅改編也頗為巧妙複雜；俄國版則將車臣問題與公正、生命的價值博弈進行了深刻探討，粗糲沉重之中亦有反思與溫情。
（97年美版翻拍為電視電影，法官角色改為金髮美女，陪審團加入兩名黑人成員，迎合時代背景但劇情改動不大，故不做贅述。）

    徐昂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過，如何在片中有效的區分十二個人也是改編的難點，直言寫清十二個人的對白是容易的，但找出十二個人的差異很難。因而它在進行劇本的本土化改編過程中，十分巧妙的先搬出了十二把中國特色的「椅子」讓人物穩穩的坐了下來，以最直接的方式給予了人物不同的職業作為特徵，以標誌性的服飾、地域性的口音及略顯符號化的表現刻畫手法，賦予了角色稜角分明的性格從而便於觀眾進行人物的記憶和區分。但本土的椅子上，坐的還得是十二個有血有肉有故事的中國人，才真正撐得起這超越了時空隔閡的好故事。

    年輕氣盛的青年助教、溫良和善的數學教授、怨氣衝天的京城的哥、儒雅理性的房地產商、受過冤屈的社會混混、尊重生命的急救醫生、事不關己的小店老闆、正義凜然的檢察官、歷經迫害的空巢老人、地域歧視的出租房東、淳樸老實的警衛、以及優柔寡的保險推銷員。《十二公民》在人物設置上的「接地氣」與其他各版中以建築師、演員、會計師等普遍接受過高等教育、符合西方陪審團主觀印象的人物形象大相逕庭，在中國的故事中具有代表性的絕不是社會菁英的道德審視和理性哲思，而是那些日復一日在平凡中掙扎打拼的普通人，那些呼吸之中都是市井生活氣息的老百姓，那些經歷著中國這個飛速發展著的矛盾集合體時代陣痛成長起來的小人物，他們的人生經歷、他們背後的故事決定了他們的偏見、他們的立場，他們一言一行中的演繹與衝突涵蓋了貧富偏見、地域歧視、親子矛盾、空巢危機、冤假錯案……也投射著大螢幕前的每一個人，以及我們所處的真實社會。

    導演的對劇本的本土化處理的成功，將原劇本與我國國情在法律制度與文化思維上的天然隔閡轉化並消弭，其實劇情推進中許多次針鋒相對不再是僅僅停留在法理層面，每個矛盾點都因爆出某個社會層面的代表性問題，引發觀眾的反省與思考，使得人物在不完全具備法理思維的同時討論時的衝動與對立也有了充分的合理性。十二把椅子與十二個不同階層人物的背後的故事融為一體，穩穩的架起了整個《十二公民》的劇情推進的脈絡，人物的鮮活塑造除了劇本改編的巧妙，還要歸功於演員的深厚功力。

話劇的底子

    有影評人將本片戲稱為《十二戲骨》，其實也是不無道理的，中國被稱為演技好的「老戲骨」們多多少少都有些舞台經驗，其中尤其以「人藝」出身的大戲戲骨最為人稱道，在這個電視劇演員轉行大螢幕搖身一變就是影星的時代，邀請有舞台經驗深厚功底的話劇演員出演該片絕對是明智之舉，更何況原片本身就充滿了舞台感且對台詞功底要求極度嚴苛。

    事實上在電影正式開拍之前，來自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和中國國家話劇院的十二位老戲骨首先是以排話劇的形式進行了為期兩週的綵排，這對於電影的拍攝而言可謂「異常」。連影片主演何冰笑著坦言道：「我們十二個人是痛痛快快的聊了聊天，就把電影拍完了。」徐昂不愧為話劇導演出身，對電影進行「舞台化」的各項手段可謂輕車熟路，從佈景規劃到場景調度乃至戶外陰晴雲雨的光影變化都極具舞台特色，一切服務於十二位主演的情感表現與衝突爆發，保留了通過演員大段的對白來完成全片的同時也在台詞上進行了舞台化的修改。

    但於我而言，與其說《十二公民》是一部「戲劇電影」，倒不如說是一部戲劇化的法律電影更為名副其實。首先，話劇演員的深厚內功雖然滔滔不絕化解不盡，但大螢幕的表現形式還是有侷限性。鏡頭於人的視覺感受上存在的巨大差異是不可逆轉的，而螢幕上的人物形象刻畫與舞台演出大張大合式的自如揮灑間仍舊有藝術形式上的隔閡難逾。

    在訪談中談及角色時，何冰坦言導演對檢察官給予的定位是「理性」。「我演之前問導演，我的角色不是靠一張嘴去說服十一個人嗎？導演說，不是的，這個角色不一定是真實存在的一個人，而是代表了人類理性的聲音，要展現人類如果用好好說話的方式去爭取一個趨近於正確的結果。所以這次的表演，我不能耍寶，甚至不能為角色賦予強烈的性格，不能讓觀眾認為是這樣一個性格的人才導致了討論最終的走向和結果。」這是電影角色的定位，需要以微妙的表情克制與細節進行刻畫，這對於習慣了舞台環境的演員而言是考驗，亦是束縛。

    而韓童生的角色雖然出彩，但又難免令人在大呼過癮的同時，聯產出現實生活中一個普通人有用力過猛的錯覺。這一點在其出演的類話劇形式的電影《夢想照進現實》中已有體現，但無論如何，十二位演員精彩絕倫的演繹堪稱盛宴，就法律電影的視角而言以舞台化形式進行表現也堪稱中國電影歷史上的一大突破。

怒漢的幌子

    然而，《十二公民》的結尾則卻是備受爭議的，在影片最後何冰檢察官的身份在一束陽光中宣告於觀眾眼前，一干主演們在大雨過後的璀璨夕陽中擁入一片溫情與光明。

    事實上，國內的法律電影似乎總是在主流方向上試圖進行一種有效引導，普遍希望以情感的柔性弱化法律宣傳的剛性，在表現影像背後人與法治社會的關係的同時令觀眾獲得對公平、正義等法律理性的認同。在這一點上《十二公民》顯然也要符合時代的主旋律主題。

    就此而將《十二公民》的本意卻絕非影片的首尾所示。歸根結底，所謂的怒漢只是一個幌子，全篇的怨氣遠比憤怒更足，所謂公民也只是個意味，畢竟在中國這個自古就缺乏法制與民主傳統的國家，要想讓沒有充分培養起民主法治意識的老百姓就法律問題深刻討論本身也不是十分現實，更何況影片假定了一個「假」的前提呢，顯然參與者中除了檢察官這一角色其他角色本身的態度就是事不關己的，然而本片對中國法律電影而言真正的意義就在此處。

    從一開始就知道不會真正影響案件中嫌疑人的生死，其實也對應了普通公民對於社會現狀的態度，亦是觀眾對於電影的態度。其實從一開始《十二公民》講的就不再是簡單的法律思辨，而是一場口舌爭鋒的「架」。在何冰飾演的檢察官一次次不厭其煩的「挑撥」下，逐漸的十二位家長們的身份發生了微妙轉化，此刻的他們所代表的不再是為孩子謀個及格分的局外人，而是捍衛自己那雖然微小但始終存在於心底的價值觀與自尊心的鬥士。看似影片是檢察官角色對其它人物的普法課程，實則是引發觀影者對於我國目前法律制度的反思，同時引出在人民素質仍有欠缺的當下陪審團制度的究竟離我們還有多遠的思考，一個個社會矛盾與每一中人物心理中，我們也許並沒有得出任何一個切實的解決方案，這就如同中國法律電影的現狀與審核制度的存在一樣，但在兼顧藝術性與法理哲思的同時，引發對現實的思考，本片已真正的觸及到了民主精神與中國當下真實的時代氣質。

    導演徐昂說：「我們拍攝《十二公民》的初衷，是想通過這部電影，與十三億中國人做一場理智的對話。通過努力，我們最終證明了我們最好地完成了外國經典與中國本土文化的融合，並且激發出新的電影藝術火花。」於我而言，雖然只是一小步，但站在中國法律電影的立場而言，於經典劇本的本土化改編方式來看，《十二公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開啟了中國法律電影煥發新生的契機。

    影片中一個細節意味深長，何冰飾演的檢察官頭上的傷並沒有直接說明由來，但不難假設這傷口的由來，畢竟這是個板磚與讚美齊飛的時代，畢竟中國法制發展與法律電影的征程還很慢長，現在評價《十二公民》的地位為期尚早，我們並不知道我們離《辯護人》到底有多遠，但我們至少看到了，我們離半個世紀之前的《十二怒漢》至少已經進了一步。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