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離人跡》——世界如此荒謬，我們不作選擇

    我有時在想，一部好的文學或影視作品應該具備什麼樣的品質？對於文藝上的審美各有傾向，我們無法用一種既成的理論作主觀判斷。如果脫開美學上的討論單就內容而論，我認為一部好的文藝作品，它應該充分揭示世界的荒謬和人性的複雜，且在道德和意識形態上具有包容的態度。世界如此荒謬，人性如此多變，面對這一切，我們選擇「不選擇」，這是一種觀世相的態度，到頭來也是一種理性且包容的方式。這正是「荒誕哲學」的代表人物阿爾貝·加繆所提出的。
    影片《遠離人跡》改編自加繆的短篇《主人》，在這部電影中我們可以看到加繆之於生活荒誕性的深刻表達，而其中亦不泛加繆個人的影子。我沒看過小說，但就影片所傳達出的思想和內容而言，它跟加謬的人生有諸多暗合之處，而影片也對加繆思想作出了充分且完美的影像化詮釋。
    首先，由影片我們得知，維果·莫特森扮演的男主人公達呂出生於法屬阿爾及利亞，且是早期法國和西班牙移民的後裔，這跟加繆的身份是一致的。影片中的達呂是個老師，而加繆在二戰期間也曾到阿爾及利亞教書，在這期間他構思出了他唯一的長篇《鼠疫》；達呂二戰時在義大利參與了反抗法西斯的作戰，且是個少校，加繆雖沒打過仗，但在戰時加入了北方解放運動的抵抗組織，也主辦過多份卓有成效的「反動」報刊。達呂的夫人在十年前就去世了，加繆的第一任妻子也早早離開了他。作品中人物的經歷多多少少帶有作者自己的影子，這並不奇怪，維果·莫特森雖然長得不像阿爾貝·加繆（加繆長得更像亨弗萊·鮑嘉）但在影片中他煙不離手的習慣和抽菸的狀態像極了加繆。
    是只有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荒謬，還是荒謬永遠存在？加繆認為世間的混亂和荒繆是不可避免的，而人作為一種存在並沒有確然的意義與目的。而當人面對荒謬的世界時，唯有以愛、包容和同情心面對這一切。
    在影片中我們便看到了一個荒謬的世界。那個阿爾及利亞土著為了保住家中僅有的糧食而殺死了自己的堂兄，而堂兄那邊的兄弟為了復仇又要殺死他，而他是家中長子，為了避免他死後自己的弟弟又為他復仇，於是決定接受法律的自裁從而脫離家族仇殺的怪圈。面對兄弟之間互相仇殺的荒謬，他選擇用自首這種荒謬的行為去化解。而身處於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達呂，不但存在著身份認同的困難，也存在著由此產生的政治上的迷惘。他是法國人，但又出生在阿爾及利亞，他是支持政府軍呢，還是支持當地的解放陣線呢？他過去的很多戰友都參加了解放陣線，為這片土地的獨立而犧牲；而在政府軍看來他又是個預備軍官，是個地道的法國人，應該支持法國的繼續殖民。但在影片中達呂和阿爾及利亞土著不但被村民追殺亦被兩方勢力所撕扯。現實中的加繆又何嘗不是。
    加繆與薩特的論爭，歸根結底是人性高於政治，還是政治高於人性的論爭。加繆雖然隸屬於法國左派知識分子，但他並沒有明確的政治傾向性，對於信仰與革命，他表現出了那個年代少有的清醒，他說「我們這幾代人,除了革命沒有其他信仰,這正是悲劇所在,面為革命即使成功,也仍然向我們展現出恐怖的一面。」加繆讚賞蘇聯的共產主義，但聽到遍佈於西伯利亞的「古拉格群島」時，他動搖了信仰，「基於政治理由的屠殺變成了一種臨時的道德觀，掌權的革命者，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以人類未來的幸福的名義作辯解。」他認為「蘇聯是一片奴隸的土地」。加繆在政治上跟他的左翼陣營漸行漸遠，而面對阿爾及利亞的獨立運動時，他更是得罪了所有的人。當時的法國知識界大多反對殖民主義支持阿爾及利亞的獨立，加繆不置可否；而對於國家主義和法國人看來，加繆又是個十足的叛徒，因為他並不反對阿爾及利亞的獨立。不管是蘇聯問題，還是政治上的左右派之爭亦或跟他悉悉相關的阿爾及利亞問題，加繆都處於左右不討好且極為孤立的荒謬處境。面對世間的荒謬以及世態的正與反之間，加繆不願選擇，但加繆有態度。他的態度很明確，就是人性高於革命，同情和愛心高於政治的紛爭。
    通過加繆的人生及他的思想，我們便可以了解影片中的達呂的所作所為。見到那個阿爾及利亞犯人，他首先為他鬆綁，為他倒水、做飯、餵藥，甚至一路上保護他。達呂不願意送這個犯人去坦吉特受審，因為犯人最終會因審叛而死去，他不願意送一個人去死。但又出於同情心他又一路護送。他們被反抗軍俘獲，當年在義大利並肩作戰的戰友對他說「你雖是我的兄弟，但只要逃跑，我便開槍」，戰友告訴他，「這是戰爭，你必須選擇你的立場」但達呂一如現實中的加繆一樣，他沒有立場，「我在這裡出生，父母埋在這裡，我一輩子也不離開。」在電影中，達呂說「對於法國人，我們是阿拉伯人，而對於阿拉伯人，我又是法國人」這是對現實中加繆的完美映射。
    面對腳下的土地和荒謬的政治紛爭，他們無從選擇，唯有靠愛和同情來化解。達呂對政府軍殘殺俘虜深惡痛絕，對於反抗軍的抵抗他也感到同情。在身份上，達呂和加繆一樣是這個祖國的陌生人，而面對如此荒謬的世界，他們不作選擇。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