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公民》：戳中多數人的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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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部以對白驅動故事的極端電影，《十二公民》的完成難度可參考鮑比-奧斯廷在《看不見的剪輯》裡的苦心揭秘：大師西德尼-呂美特當年如何在《十二怒漢》中將「軸線法則」玩瘋，《十二公民》如今也同樣面臨這一挑戰。令人驚喜的是，話劇導演徐昂不僅落實了一次極罕見的螢幕實驗，且在經典文本的本土化改造方面交出了一個示範級作品。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改編《十二怒漢》對中國影人來說，都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畢竟，在小成本室內群戲領域，《十二怒漢》與任何一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暴風雪山莊式文本都迥然不同，其封閉的推理格局，並不依附於一群虛構角色與一個神探，而植根於「陪審團」——這個只存在於西方世界的法律規制。既然中國沒有陪審團，那麼你很難想像去設計一個合理理由，將12個男人圈進同一空間，進而蘊蓄一場滔天舌戰。

    《十二公民》最硬氣的地方在於，它從未刻意規避「陪審團」這道天然屏障，而是創造性地讓一群法學院學生的家長，為了孩子的學分而投入到一場虛擬的陪審團辯論中。這種設定在很多人看來並非萬無一失，但12位中國怒漢也確實因此擁有了與「老白男」類似的人設肌理。中國的大學生家長，多半屬於社會中堅，階層的差異化亦體現得最為明顯。讓這樣一群男人面對一個關乎性命的真實案件，在視角上具備了多元化的開掘潛質。

 案件還是當年那個案件，但《十二怒漢》與《十二公民》的內在核心卻出現了有趣的變化。前者強調的是以一服眾的法律體系的可貴，傾向於美國精神的禮讚式的回歸；後者則著意突顯出真相本身的價值，並以追尋真相的過程為載體，將當下中國的無數社會問題擺上檯面。這群男人或虎視眈眈，或義憤填膺，或冷漠虛無，或脆弱敏感，但每個角色的功能卻又不僅僅停留在為辯而辯的戲劇層面，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們身後站著的每一類人的生存狀態。從底層小生意人到地產大亨，從計程車司機到醫院大夫，從存在感極低的警衛到被人嚴重忽視的退休老頭，各種百口莫辨、泣血吐槽、相互擠兌，讓兇手是誰變得不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這12個男人從各自的人生深淵爬出後，總結出了昭然若揭的社會真相。

《十二公民》超越普通翻拍片的另一明證，是它並未滿足於將熱門話題與角色的職業身份進行簡單融合，我們看到的富商勾搭大學生女友、遭遇冤獄的「前科」男子、與校方艱難相處的小販、憋尿拉活的司機、因生存危機而對外地人充滿怨恨的土著等等，在片中都還只是構建諷刺與幽默的調味劑罷了，更加振聾發聵的，是編劇深諳人性，讓這場辯論徹底擺脫了吐槽大會的嫌疑。譬如，經歷過反右噩夢的老頭，講述的那個「忍一忍就過去了」的故事，為被嫌疑者爭取基本權利提供了一次耐人尋味的聲討；而與兒子分崩離析的父親，則用累積了多年的悔恨和痛苦，對被嫌疑者產生了報復性定罪，以被殺父親的立場堅決站在了真相的對立面。這兩個角色極大提升了全片厚度，讓我們更加肯定這是一次成功的翻拍。

《十二公民》在劇本上的精彩改造，為演員提供了一次足夠興奮的表演機會。從群戲表演質量上看，舞台感相對較強，個別演員表現稍顯誇張，但這並不影響整部影片的觀賞性，韓童生扮演的老計程車司機，將一個背負個人秘密，深受內心折磨的父親演繹得精確生動，當他伏案哭泣而最終緩緩舉起右手時，每個人都想為他歡呼。相對而言，何冰扮演的「支點」人物，在這場推理風暴中並未貢獻出讓人驚喜的表現，我們對這位真理捍衛者的牽掛程度，遠不及50多年前的亨利-方達。當然，《十二公民》一定是這個嚴肅電影最壞時代的最佳影片之一，這不僅僅是因為導演勇氣可嘉，而是他委實戳中了多數人的痛點。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