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化的公民情結

       早起，看了南方人物週刊的一篇文章《手藝人韓童生》，文中提及上週六剛看的電影《十二公民》，韓先生在劇中飾演三號虛擬陪審員，一位典型的帝都計程車司機。 這是一部話劇式的電影，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場景發生在某政法學院的破舊禮堂，劇中十二個迥異的人物懷揣著各自不同的目的，為發生在本市的一樁富二代弒父案充當虛擬陪審員。第一輪投票結果在意料之中，11票有罪，1票無罪。緊接著戲劇性的變化在十二個人物的語言、情緒、肢體動作中推進，各種猜測、質疑、想像、衝突持續不斷，關乎人性的碰撞擲地有聲。劇中的靈魂人物八號陪審員拋出的司法命題尤為耐人尋味：判斷一個人是否有罪應該是在假設他清白的前提下找確鑿的證據，而不是在判定有罪的前提下尋找無罪的證據。讓人不禁想起震驚全國的聶樹斌案，在為聶扼腕嘆息的同時，全社會對司法公正的期盼也呼之欲出。當韓先生飾演的三號陪審在最後一輪投票最終心懷不甘地舉起手時，預示著大眾理性和良知的回歸。不論是社會底層的雜貨店老闆、市井小民、計程車司機，抑或代表高知的急診科醫生、檢察官，既得利益代表房地產商，角色化演員的設定讓整劇在理想化的道路上走得異常堅定。
　　
　　 不得不說的是全劇酣暢淋漓的台詞讓100分鐘的電影緊湊俐落， 主要演員的表演張弛有度，拿捏精準，一個眼神一個微小的動作完美地展現了把控細節的魅力，正應如此，某些角色過度臉譜化的痕跡卻讓劇情的真實度略打折扣。瑕不抵瑜，這樣的國產片值得一聲贊。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