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努埃爾談《白日美人》

我放棄了拍攝《修士》的計劃，幾年之後，阿圖·究郎拍攝了這部電影。1966年，我接受了哈其姆兄弟的提議，決定改編約瑟夫·科塞爾的《白日美人》。我感覺這部小說過於情節化，不過結構很不錯。除此之外，我提議可以增加女主角塞維莉娜白天想入非非的一些景像，確立一位資產階級年輕女性情願忍受性虐待的形象，這個角色由凱薩琳·德納芙扮演。
　　我在這部電影中非常真實地描繪了幾種性變態的情況。在影片《他》的第一組鏡頭和《廚娘日記》中的靴子場景中，我對戀物癖的興趣已經可以看到苗頭。但是，我必須聲明，我從未經驗過性變態，這只是一種理論和外在的誘惑，這讓我覺得好玩兒，讓我感興趣，在我個人的性行為上絕對沒有任何變態表現。從另一方面來說，我是一個罕見的人。我以為，一個變態者只會隱秘地，絕不會樂意在公開場合表現他的變態行為。
　　這部影片我也有遺憾的地方，我原想在巴黎里昂火車站的一個餐館拍攝第一組鏡頭，但是餐館的主人給我吃了閉門羹。時至今日，還有許多巴黎人不知道有這麼一個地方存在，但是，對我來說，那裡是這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之一。1900年，畫家、雕塑家、美工師們為了紀念火車所取得的榮譽和那些為我們運輸物資的國家在車站的第一層開設了一個展覽廳。在巴黎的時候，我常去那裡，有時候是一個人。我總是坐在靠近鐵軌的那個地方吃飯。
　　在《復仇》和《維莉迪安娜》之後，在拍攝《白日美人》時，我又和拉瓦爾在一起了。我喜歡這個演員，我樂意聽這個人叫我"叔叔"，我也叫他"侄子"。和演員們一起工作的時候，我沒有任何特別的技術要求，而是取決於演員在我面前表現出的素質。要是演員挑的不好，我就得跟他們說戲，他們也要付出努力。不管怎樣，導演對演員的指導依賴於導演的個人感覺，這種感覺只有導演才能找得到，而且也不是任何時候都能解釋得清楚。
　　我的遺憾來自於審查機關，他們對這部電影的幾個地方做了非常愚蠢的刪節。特別是[喬治·馬奇爾]和凱薩琳·德納芙的那場戲：凱薩琳躺在棺材裡，喬治喊他的女兒。這是發生在家裡祈禱室中，在由格律內瓦爾德畫的的基督畫像熠熠生輝，在那幅畫的下面，祈禱剛剛做完。基督受難的軀體總是令我激動。這場祈禱的刪節明顯地改變了這場戲的氛圍。
　　關於這部影片，人們向我提出了很多有毫無意義的問題。有一個問題問的人最多，一位亞洲嫖客拿著一個小盒子到了妓院，他打開盒子，讓姑娘們看裡面裝的東西，其實我們什麼都看不見。姑娘們恐懼的高喊後退，只有塞維莉娜很感興趣。我搞不清楚他們到底問了我多少次，特別是那些女人們，她們問：「盒子裡到底裝了什麼？」因為我也不知道，所以只能回答：「您認為是什麼就是什麼吧。」
　　這部電影是在聖·莫利斯製片廠拍攝的，現在它已經不在了，但這個詞就像人們常掛在嘴邊的口頭語一樣，在我這本書中一次又一次地出現。路易·馬勒正在附近場地拍攝《賊》，我的兒子胡安·路易斯是那部電影的助理導演。《白日美人》可能是我一生中所能獲取的最大商業成功，但是這個成績不是因為我的工作，而是因為娼妓獲得的。
　　從《廚娘日記》開始，我的生活實際上就和我拍攝的電影混在了一起。我住在在墨西哥，每年去西班牙和法國呆上幾個月，寫劇本或者拍片：我不了解工作中的嚴重問題，我的生活安排的很簡單。我遵循自己的習慣，住在過去住過的旅店，經常光顧常去的咖啡館，而這些地方都是很早以前就存在了的。
　　儘管我確信拍一部電影趕不上寫一個好劇本重要，但我從來不是文思泉湧的人。除去四部，幾乎我所有的電影，我都需要一位作家或者編劇幫我清清楚楚地寫出故事和對白。當然，這決不意味我的合作者只能像秘書一樣負責記錄下我所說過的話，確實不是這樣，我的合作者有權也有責任討論我的想法並提出他們的意見。當然，說到底，最後做決定的還是我。
　　在我這一生之中，我一共和18個不同的作家合作過。在他們之中，我特別難忘的是胡里奧·阿萊杭德羅和路易斯·阿爾克里薩。前者從事話劇工作，精通台詞。後者是位身強體壯但敏感的人，很長時間以來他就自編自導影片了。無疑，我感到和我心靈相通的當屬克洛德·卡里埃爾。從1963年開始，我們倆合寫了六個電影劇本。
　　我以為，好的劇情能使人興味盎然,一個劇本中最基本的元素就是不要讓觀眾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人們可以探討一部電影的內容、美學意義（要是有的話）、風格以及道德傾向，但絕不應該讓人對此感到無聊。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