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沐猴而冠

其實這種翻拍外國經典的費拉電影是可以不看的，因為不看就知道是什麼玩意兒。在中國居住這麼多年，還不知道中國是什麼德性的人那是真外賓了。
今天不小心翻到紐約時報對本片導演的採訪，更加印證了我的猜想：沐猴而冠。
導演首先認為看這部片子的人都是之前看過原版的，所以翻版就不講法治了。
導演又認為中國是個人情社會，法治還離太遠，所以把法治改成人情了。
但奇怪的是導演又希望藉此這部講人情的翻版電影推動中國法治改革。
導演清楚的知道原版講的是個人超越法律精神，而本作中他認為法治應該超越個人，超越一切。
導演說把8號設定為一個從始至終都如開了天眼一般的檢察官是表達社會改革是由菁英帶動的，屁民坐在凳子上等著被菁英說服就好。
導演認為這不是主旋律電影，把西方陪審團制嫁接到中國法律補考課上是對主旋律的諷刺，觀眾誤會了是觀眾的智商問題。
最後從導演把核心人物設置成8號而不是7號可以看出來導演是不懂為什麼西方大陪審團成員的數目恰好為12這個數字的。
最後附上紐約時報對導演的採訪：
問：什麼時候決定翻拍《十二怒漢》呢？
答：2005年的時候看中了《十二怒漢》的劇本。當時是想先把他做成戲劇的，但因為北京人藝是一個市委宣傳部直屬的一個劇院，它在審查機制上是非常嚴格的。因為我們在國內沒有這個法律制度，而且話題也相對比較敏感，所以一直沒有過劇院內部的審查。沒過審的主要原因還是題材敏感，但劇本本身不管是從文學質量來說還是從呈現的可能性來說都比當時其他一些作品要好。
等到2010—2011年，我開始想嘗試電影的時候，就又把《十二怒漢》拿出來了。
問：之前劇院的自我審查斃掉了戲劇版的《十二公民》反而成就了電影版。
答：對，因為我有點擰，就是有點想把一個我已經做過的事兒，想要做的事兒做完做成。再加上和我們合作的這家製片公司 [北京聚本傳媒] 是一家很年輕的製片公司，所以他並不是特別害怕犯錯誤。錯誤是一個什麼概念呢？實際上是一個前輩設定的標準，就是先前進入某一個階段的人，對還沒有進入這個階段的人說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一定是他的先驗，但是每個人進入的角度、時機、姿態都是不一樣的，所以有些問題是不具備先驗性的。你提出了所謂的「錯誤」，也可能會摧毀性地導致別人的一些優點被損失掉了。
問：作為一個話劇工作者，您為什麼會想到要拍電影？
答：第一個是因為對電影本身的形式很感興趣，想要去嘗試一下。另外一點，我很想知道、很好奇為什麼大家最後把做電影這件事兒做成「那樣」了，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會一步一步走到「那樣」的邏輯——就是出售劣質電影的邏輯中。這裡的劣質未必是說商業化，我不認為商業化是個壞事兒，他開放了一種可能性。但是如果你掙錢的同時，出售的是有損於別人的東西，那就是劣質的。這個是我想要去衡量的東西。
我覺得戲劇、電影甚至電視這些其實不存在鴻溝，只是有些時刻有人可以打著某些名義做有利於自己而不利於他人的事。其實所有的文化產品在盈利方面都是雙贏，也就是說我掙到錢了的同時要提供給別人一些東西，但是這個提供的文化產品有一個先天性的特徵，叫做「蘿蔔白菜各有所愛」，或者是叫做沒有標準沒有對錯，藝術是沒有對錯的。但我覺得，其實有些時候，如果大家存在常識與通識的話，是存在一些對錯的，如果沒有常識和通識，大家會認為是沒有對錯的。
問：所以說您認為現在有很多導演在一步一步走向販賣這種對人有害無益的電影的邏輯中。
答：對，一部份吧，有一部份人。
 
在感性的人情社會談法治
問：《十二公民》在國內最受好評的就是它的本土化，您是如何將原本針對西方制度和社會的作品移植到中國土壤上的？
答：現在的本土化方式，包括加人人情等因素是在電影剛開始構思的時候就想好的。在現在這種大學補考模擬法庭之前有另一個話劇階段的版本：當時正趕上辛亥革命95週年，我聽說劇院那邊有一筆市委宣傳部批下的資金，用於紀念辛亥革命。而且我又了解到當時沒有特別合適的戲來紀念這個事件。反正我想排出來，我就想先弄一個辛亥革命的版本。那一個版本的本土化方式是講十二個人討論要不要革命。因為革命有特別大的成本，這個成本要每一個人都能接受。每一個人都似乎非常想要革命，但有很多人都不知道革命是什麼。其中有一個人很嚴肅地質疑了到底要不要革命的事情。另外十一個人逐漸地被這一個人說服。被說服後，劇情再翻轉一次，大家更堅定地認為革命有可能是對的。
問：這個話劇後來排成了嗎？
答：沒有，因為錯後了幾天，資金被收回去了，所以也不了了之。
問：原作《十二怒漢》被認定為是講述司法精神的經典之作，而《十二公民》經過本土化後其實更多地講述了中國國內的多種社會矛盾，很多人認為原有的劇情和精神反而被削弱了。為什麼會想到把重點從一個哲學層面主動降到社會層面？
答：首先，講法治這種事兒呢，其實應該要在一個更趨向於經常接觸法治的社會裡面。我們不是，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現在談法治還太早。在國外的節目、電視或真人秀里，經常會出現官司的問題，誰起訴了誰，而且這種糾紛雙方的關係有可能非常近。比如父子之間起了糾紛後也會交由法院。我覺得這種方式特正常，父子關係有一層是永遠說不出來的、那種「老子永遠是對的」的感覺。兒子告老子，看起來很糟糕，但其實簡化了問題，把說不清的關係交由第三方來判斷爭論中的哪一方正確，誰對聽誰的。這是法治社會。但是中國會怎麼去理解這個問題呢，就變成了人情社會的一個問題。
所以在中國說這個故事必需要以人情開始，而且人情的比例不能小，也就是說在一個感性和理性的問題上，中國社會更多地會選擇感性，而不是理性的方式去解決。這就是我們為什麼一直呼喚理性，是因為我們並不是這樣一個國家。
另一方面我們是改編自《十二怒漢》，在1957年那個版本里，法律精神實際上已經體現地非常明確了。由於《十二公民》的部份受眾是看過《十二怒漢》的，他們肯定對法律精神是有一定了解，並產生了相應的理解的。所以我不準備向這一批觀眾再介紹一遍法律精神的問題。
問：所以說在人情社會的中國，您把焦點放在了人上。
答：對，我不是在拍法律片，不是想談司法。我只是想談，在中國如果想要進行司法方面的制度上的轉變、改革或者革新，有沒有可能性，實操的可能性有多大。換句話說，我們只是提出一個可能性，將十二個人放在一個實驗室裡討論一個問題，或者十二隻猴子坐下分配一根香蕉。我們是在做一個這樣的實驗。
 
問診偏見：憤怒的反向延長線是恐懼
問：司法方面制度轉變的實踐是說陪審團制度的實踐嗎？
答：你提到的陪審團制度可能更狹隘了一些，我覺得這種實驗更多是在中國理性地看待一個問題的可能性有多大。我們如果不能理性地看待問題，原因到底是什麼。
問：您覺得什麼是理性看待問題的障礙？
答：我實際上覺得美國的《十二怒漢》從最開始戲劇和電視劇的版本到最終1957年的電影，損失了很多更優秀的東西，它變成了法的精神的一種探討。但實際上，這個標題叫「Twelve Angry Men」 。十二是一個常態，是一級謀殺調動大陪審團時的標準人數。那個時候還沒有女性陪審員，所以是men。真正獨特於常理之外的地方在於angry，為什麼會憤怒。十二個陪審員來討論一個與自己無關的問題為什麼會憤怒。
我心裏面覺得最重要的部份是憤怒。憤怒並不是憤怒本身，實際上是受到驚嚇，出於恐懼。好多粗壯的人有的時候突然表現出憤怒要跟別人打架的樣子，這種樣子其實是我們對他們的一種誤解。我們並沒有看到這個人內心世界的恐懼是什麼，這個人為什麼把自己練得這麼粗壯，一般只有膽小或體弱的人會把自己練得特別粗壯。所以這些其實都是沿著憤怒的反向延長線來看的，憤怒很大程度上來自恐懼。一個人的生活給他帶來了怎樣的恐懼，讓他在面對這樣與他毫無關係的事情上表達憤怒。 我們要去找到這些人恐懼的原因，才能找到他們今天在桌上憤怒的原因。
如果大家都沒有恐懼，大家就可以進行理性地判斷了。為什麼不能？什麼是障礙？什麼導致人們非得以憤怒作為自己的表達方式，這個我覺得是我更關心的一個問題。
再者就是這個案例已經把法的精神梳理地非常清楚了，只要用到《十二怒漢》的框架就一定能討論到法的精神的問題，而剩下的部份是人的狀態的部份，就是我們為什麼不能理性平和地談話的原因。
 
試煉中國人對於檢察官的偏見
問：既然這是一場對中國人理性思考的實驗，對司法制度改革可能性的試煉，唯一一個從開始到最後持正確意見並說服了其他人的8號被設置為檢察官有什麼特殊含義？這個身份的設置會不會很有爭議性？
答：我覺得說，美國也是從一批先賢聖哲開始建立的有效的司法體系，歐洲的法治精神、最初的《漢謨拉比法典》，實際上都是通過真正懂法的人開始建立。我覺得在中國，也不會例外，它不是一個民眾的行為，是一個……菁英帶動的行為。
8號檢察官身份的設置，一方面是想試煉人們對於檢察官的偏見，我們為什麼會對檢察官的身份感到爭議，如果他是一個計程車司機，有什麼不同？這本身也是一種偏見。
另一方面，從我對這件事情的理解上來講，我認為在中國現代的社會當中，百分之九十、九十五甚至更高比例的人是法盲，剩下的可能是檢察官、律師這些人。律師本身帶著一種明顯的脫罪，他的義務就是脫罪。但檢察官呢，在中國他的義務是量刑。我們影片中涉及了在一個中國檢察官開始脫罪的情節。
問：這種脫罪代表著什麼呢？
答：我們在開始接觸檢察官的時候我們發現一個問題，現在的檢察官百分之九十甚至是百分之百的人，是認為現行的法律制度是有問題的，然而沒辦法。我們的司法人員是意識得到這裡面的問題的，而且也在做出非常積極的嘗試與努力，想要去改變現在的司法制度。當任何一個人想要追求最樸素的公平與正義的時候，在中國都是舉步維艱的。不管這個人是誰，尤其是一個天天在追求公平與正義的人，他遇到的困境實際上比任何一個站在他旁邊說話的人要多。因為他是真正在做的人。我覺得，我們應該把中國建立其有效的司法體系的希望寄託在這批人以及即將成為這批人的人身上，就是正在學法律的，將來要從事法律工作的人。
問：所以，你把正確理智的8號設計成檢察官，並讓他最終勸服了所有人，是要表現中國司法啟蒙是要在菁英主義的指導下實現的嗎？
答：可能是吧。我們在美國原版電影看到的那個狀況，是個人的力量超越法律的狀況，他講的是對真相的追求。而我們想講的是法律的力量超越個人，超越偏見。這得看這是在怎樣的一個社會裡。
問：所以這樣的設計並不是為了過審，不是對體制的妥協？有沒有想過觀眾看到這裡可能會失望的覺得這是一部討好公檢法的主旋律電影？
答：並不是為了過審。對於觀眾的反應，就看有多少人有這種對檢察官的偏見吧，我不擔心有偏見的人出現，因為我也不是正見的人。當大家看到8號的身份而感到失望，發出憤怒的時候，我們會想看看他的反向是什麼線索，他的恐懼到底在哪，比如說對政府的恐懼。我覺得那個狀態沒有對錯，任何一個人走到最後一段路都是對的。觀眾的反應是一個特別好的一件事，他也發出了自己的聲音，有了情緒和思考，思考這就是好的。
問：那您怎麼看待《十二公民》是部主旋律電影的評價？
答：問題就在這兒，其實如果主旋律是這樣的電影，我不覺得會有太大問題。如果讓我們看，當我們在談主旋律時我們在談什麼。如果我們是在通過一個宣揚現有的大陸法行為和框架方式來談司法系統，我認為那是一個主旋律電影；而《十二公民》是在通過一個宣揚歐美英美法繫結構來表揚公檢法的時候，其實是一種諷刺。同樣的公檢法，在歐美法系下表現出的司法成果，對現有體系的態度還不明白嗎？這個片子審核的時候是送交真正的司法系統來審核的，他們和我們談的時候，認為我們是在幫他們申請執行英美法系道路上邁出了一步。如果觀眾們更明智的話，他們就能意識到這不是主旋律；如果他們不夠機智的話，也許就認為這個東西是個主旋律了。
問：司法系統的人是歡迎這種在西方框架下的試驗的？
答：對，這個電影是送到最高人民檢察院過審的。送審的時候，正好12個人，然後大家起立鼓掌。因為你們可能不太了解檢察官這批人，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十二怒漢》非常忠實的觀眾，對哲學問題、法的精神的探討都是很深刻的，對於人性對於自我的批判也都是非常深刻的。因為有特別多的人包括他們的親人都不理解解他們的做法，正在做的事，而他們又碰巧擁有非常大的權力。這個權力是什麼？是真正可以起訴公安系統、法院系統的權力。當你有巨大權力，而又可以黑箱操作的時候，其實人就可以不用那麼負責任。可是有一批人非常認真地嚴肅地在思考這個問題，然後甚至和這個規則在對抗，希望現在的規則可以公開透明，讓出一部份自己的權利，是非常非常難得的一件事。這批人正試著把自己的權力推出去，因為他認為這樣才是更樸素公平和正義的。因為實際上你想想看，我們說的就是如何讓民意開始介入司法判決當中去，對吧，陪審團就是，陪審團就是實際上就是提前站在判決之前，讓民意、讓更懂得法律的人從不同的角度來論述這件事。
問：那您知道我們在《十二公民》放映期間，5月20日出台了《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試點工作實施辦法》嗎？也就是說我們正式開始試點進行與西方陪審團制度十分相似的一種陪審員制度，這種試點和電影裡的實踐是一種很有意思的重合。
答：我知道這個制度，這是一種積極的嘗試。
我們開拍的時候，深圳羅湖區剛剛開始有兩家法院進行這種試點，但這之前我們已經準備好了劇本，開拍後才知道原來有這樣的試點行動開始了。我們本來並沒有料到中國那麼快開始。但是其實在我們做的時候，才明白我們去過審的時候，為什麼前面穩穩過審，只是進行了很多次的調整。然後其實我們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才意識到，他們允許這個通過，是他們知道我們的司法制度正在演進，而不是一味拒絕這個東西的。如果沒有當時司法制度改革也許這個電影還是通過不了，我們碰巧有了這個機遇通過現行的審查。
可是，雖然我們現有的制度是有問題的，但是任何一個制度，雖然分先進和落後，卻都是有賴於司法者、有賴於執法者、有賴於每一個人作為公民的權利和義務的一個復合體，基礎是每個個體，一個制度救不了一個國家或一批人，救不了。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