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
2015-07-10 05:29:48
對「巴黎」問題的回答
在門德斯眼中,幸福感(或者獲得幸福的本事)應該是遺傳的,而且是階級遺傳。
所以,美國的中產階級註定不會幸福,就因為他(她)們是中產階級。他們享受不到大財閥超然於普通生活的生活方式,他們仍要思考生存問題,在門德斯這兒,主要是帶孩子的問題;他們也不屑於勞工階層的粗糲生活,那是「沒有理想的」,他們或者他們的往上追一兩代的先輩就從這個群體來,他們不想再回到這個群體中去。
以上雖然只是外部條件,但很大程度上說明了中產階級的窘境,至少是在門德斯電影中的窘境——上不上、下不下的半吊子,統統生活在茶米油鹽的桎梏中,操的卻是宇宙洪荒或精神美好的心。
像艾波爾(《革命之路》)這樣的中產階級家庭婦女,單放在那部電影中,很容易就能引起我們的同情:生來追求自由,卻被婚姻和家庭所困,那作為彼岸與解脫可能性的巴黎終究只是一種可能性,沒有變成現實。於是我們不禁想,要是她去了巴黎呢?事情或許真的有好轉。萊斯特(《美國心玫瑰情》)或許也會被我們同情,他雖然沒有自己的「巴黎」,但他的無聊生活充滿了絕望感。
然而,《為子搬遷》將以上一切都顛覆了。當「家庭責任」這個富含道德感的詞彙加入到門德斯的故事中時,一切想逃離無聊生活的嘗試都變成了不負責任的逃避行為。整部電影用了五個中產階級家庭作為事例告訴我們:你之所以不幸福,就是因為你總覺得幸福在別處。在門德斯看來,這幾乎是中產階級的通病,不可改變的通病。而這句話,恰恰就成了對艾波爾「巴黎」問題的回答。
如果《革命之路》有導演評論聲軌,我想,當艾波爾獨自徘徊在樹林裡思考時,門德斯想說的是:「親愛的,你去巴黎也改變不了你的生活,你就算去南極也沒用」。
伯特考慮到自己的父母想親近孫女才和女朋友維羅納搬到他們附近居住,但父母卻悄無聲息地說要搬去希臘,感受生活(不負責任1)。維羅納的好朋友一家在經歷了長期婚姻後,覺得生活毫無意義,變得無所顧忌,任意嘲笑自己的孩子(不負責任2);伯特的假表親一家是文科知識分子和靈修者,他們不讓孩子接觸「便利的」現代生活,美其名曰互相親近(不負責任3);維羅納大學同學一家表面風光,暗地裡卻為生不出親生孩子而過著壓抑的生活,有「不正常」(我並不認為這不正常)的嗜好(不負責任4);伯特的嫂子離家出走,拋棄丈夫和女兒,被伯特看作是典型的不負責任(想到了艾波爾,不負責任5)。伯特和維羅納正是通過這不負責任1——5的前提,推導出了他們最初的錯誤,即選擇居住地時考慮的是在世的伯特父母(中產階級家庭),而忽略了維羅納的去世父母(通過回憶來敘述他們的美好,重要的是他們與前五個家庭不一樣,他們沒什麼錢,但他們「幸福」)。
假設幸福感能夠遺傳,(伯特他們當然希望自己的女兒能夠遺傳到幸福感,而片中有幾處都在暗示遺傳的作用,)伯特的女兒將遺傳到的是來自母親一方的幸福血統——一個勞工階層的後代,一個能擁有幸福感的階層的後代。
所以,回到「巴黎」問題,通過《為子搬遷》的互文解釋,艾波爾們所面臨的問題不是一個家庭能否幸福的問題,而是一整個階級都永遠不可能獲得幸福的問題。「脫離無聊家庭生活」的答案不在於巴黎或希臘,而在於艾波爾們自身,他們lost the ability to love(法蘭克之言),他們的中產階級身份讓他們一直處於追趕之中,希冀於未來或某種「彼岸」式的存在,他們不想也不敢看著眼前,因為眼前只有焦灼。所以當他們覺得生活無聊時,那他們就會一直缺乏改變目前無聊生活狀態的動力。但是在門德斯看來,更為決絕的是,即便他們想重振生活(像艾波爾曾經想做的那樣),他們也只能依靠可悲的「巴黎」想像來作為動力,而一旦這種想像也被剝奪了,那麼剩下的只有沉淪或死亡。
不要和中產階級談「責任」,他們有的是超越生活的想像,門德斯可能是這麼認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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