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質正義的勝利

1。律師這個職業本身並不代表正義，但是做為獨立的社會人，並不排除律師有自己選擇的權利，特別是對於民事律師來說，做為個體的律師有權利選擇自己站在哪一邊，堅持自己「內心的選擇」，他可以選擇為弱者聲張正義，也可以選擇為強者為虎作倀，按理說在一個理性的社會中，旁人不應該對律師的這種選擇進行道德評價，因為這種選擇完全是出於人性的選擇、經濟、職業特點和執業考量做出的，不論律師做出哪種選擇都是符合律師這個職業的職業道德的(只要不違法)，但是現實中非常讓人遺憾的是，很多人(包括歐美社會)由於知識水平有限、或者對於法律體系認識不夠、或者完全出於感性認識缺乏理性精神，對於律師這個職業有了本來不應該有的期望和道德判斷，還是那句話，律師這個職業本身並不代表正義，也不應該代表正義；但是，律師是可以有選擇的權利的，當然公眾辯護人(public defender)是例外，也就是中國所說的公派律師。那麼就這些邏輯來看，LZ說律師不應該有選擇的權利顯然是不正確的，正如人性有從善或做惡的選擇一樣，律師也有人性的內在選擇。
　　
　　2。針對「懲罰性賠償」來說，表面上看起來懲罰性賠償似乎是加重了賠償方的義務，但是在現實中，懲罰性賠償往往都是針對強勢的大企業做出的，我相信美國的司法體繫在設定懲罰性賠償的時候考慮的因素無外乎以下幾點：(1)強勢的大企業在社會資源、人脈資源、資金資源方面相對於訴訟中的相對方的弱勢一方具有絕對的優勢，明白戰爭本質的都知道戰爭的本質就是資源的對抗，資源決定勝負，法律戰爭也一樣，強勢的一方有更大的勝算，這樣，法律的天平就傾向了強勢的一方，但是，懲罰性賠償可以在法律義務上讓法律天平某種程度上回歸到平衡的狀態---強勢大企業可以用其手中掌握的資源占更大的勝算，但是如果訴訟失敗就要比一般個體、法人承擔更多的法律責任，這非常符合社會學上的實質公平，也就是相對公平，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公平，只有相對的公平；(2)強勢大企業對於社會的確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邏輯在於，一般的個體、法人如果做惡，侵害的範圍、程度都非常有限，而強勢的大企業(比如跨國公司)的做惡，侵害的則是整個社會---如果不是整個國際社會的話，同樣的邏輯也體現在英美法乃至整個法律體系對程序公正的要求上，程序公正約束的是公權力，如果僅僅出於懲罰犯罪而不擇手段、破壞程序公正的話，那麼公權力將為所欲為，同樣將無差別的侵害整個社會群體(當然特權階層除外)，相關的2個相對的例子請看辛普森案和呼格吉勒圖案；從這個邏輯上來說，對強勢大企業、集團加以更重社會責任，把不負責任、胡作非為的大企業、集團用這種方法淘汰出局，更符合社會正義、更強化經濟領域的良性循環、優勝劣汰。
　　
　　綜上，結論如下：
　　
　　1。律師有堅持自己「內心的選擇」的權利，都不應受道德評價；
　　2。對訴訟中的強勢大企業、集團加以更重的法律責任、社會責任更加符合社會學、法學方面的實質正義、實質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