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倖存者》看美國主旋律與個人英雄主義

克拉考爾指出，「 一個國家的電影比任何其他藝術媒體都更直接地反映出這個民族的心態」。從20世紀30年代的《大篷車》、《鐵騎》、《壯志千秋》開始，美國電影就開始在美國精神的外殼下，製造出無數的英雄英雄，並展開一場場個人英雄主義的神話之旅。比如，由皮爾斯·布魯斯南主演的《007》系列影片，塑造了詹姆士·龐德這個典型的個人英雄主義形象。同樣，在這部經典「詹姆士·龐德」皮爾斯·布魯斯南聯合「生化女戰神」米拉·喬沃維奇出演的電影《倖存者》中，也深深打上來美國民族文化的烙印，畢竟它無時無刻不再營造一種個人英雄主義情緒，以個人拯救群體。當然，這種情緒只有在美國主旋律電影所獨有的，因為他們扮演者正義的化身，人類苦難的救贖者，也是戰無不勝的英雄，更是美國民族的個人主義價值觀的體現。

在美國電影狂歡與視覺奇觀背後，隱藏著一種名為「美國精神」的文化內涵，它強調個人的創造性與主動精神，能以「不自由，毋寧死」的方式捍衛個人利益，也能以冒險精神，毫不畏懼的抵抗強大的勢力幫派，並戰勝邪惡力量，完成英雄之旅，獲得國家和社會的認可。電影《倖存者》亦是如此，它承襲了美國主流文化與個人主義價值觀的思想體系。在影片中，影片以安全漏洞為契機，展開敘述外交官凱特（米拉·喬沃維奇飾）發現可疑的巴蘭醫生而拒絕了他的簽證，如此，一場預謀殺掉凱特的計劃便拉開帷幕。換句話而言，個人英雄（凱特）形象的塑造便開始凸顯，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個人英雄主義讚歌。

美國是一個危機感意識很強的國家，而個人英雄主義則正是紮根於此，發展而來。從「9·11」事件之後，美國國家意識便得到進步一加強，同時「拯救者」的形象便凸顯了出來，他們希望一個拯救美國人民於恐怖襲擊中的「英雄」。《倖存者》中主人公凱特首先預感危險分子進入美國，進行調差，卻無奈接到上司的指責與批評，凱特感到很無奈。在一次休班後進入餐廳吃飯時，一顆炸彈將整個餐廳夷為平地，與她同行的幾個外交官全部遇難。不過，幸運的是，她因為中途出去買禮物而躲過一劫。由此，一方面政府部門追擊凱特，另一方面反派分子追殺，試圖新年之夜炸掉紐約時代廣場，凱特利用智慧與勇氣躲避政府部份的追擊與反叛分子的追殺。

《倖存者》同樣涉及「9·11」事件，並在主角人物的身上予以貫穿，凱特也是事件中的受害者之一。在不斷地追擊中，凱特被安上了叛徒的罪名，相關部份試圖捉拿其歸案。而面對著巴蘭醫生的入境，她在同事的幫助下進入大使館地下室，獲取巴蘭醫生的資訊時，深感國家已經陷入恐怖份子的危機之中，於是，決定前往巴黎，最後到時代廣場阻止危險分子的恐怖行為。在這一系列過程中，鐘錶匠（皮爾斯·布魯斯南飾）這個反面人物，利用炸彈，無處無在的追擊凱特，可以說，他是一個以謀財害命為目的的一個徹底的社會罪犯。他所作所為，只是為了在爆炸中，等到紐約證交所重新開放之時，便是他們斂財之刻，因為他們在紐約的街頭製造了太多的類似於「9·11」事件的爆炸。

然而，這一切都是帶有個人英雄主義色彩凱特所要阻止，並完成使命。片中，凱特的人物走向，承襲了好萊塢主旋律電影的敘事模式，將其置於一種孤立無援的狀態，工作的國家部門不信任，恐怖份子追殺。即使在這種孤立的狀態下，凱特也是不慌不忙，有一種異於常人的鎮定，因為她的身上兼顧著維護國家安全的使命。隨著新年倒計時的歡呼聲，隨著鐘錶匠和巴蘭醫生在樓頂準備開槍，隨著凱特瘋狂的奔向樓頂，構成了一個危險的空間。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凱特趕到，與鐘錶匠廝殺，將其打敗，完成救贖。不可否認的是，凱特比其他人更具勇敢，睿智與冒險精神。但凱特又是一個具有大國文化心態的表現，她能夠完成平常人所不能之事，並建立新的英雄形象。

《倖存者》實現了美國人內心的期盼——當危險來臨時，英雄就會以個人奮鬥、冒險，崇尚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來拯救，並完成美國主流文化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和西方社會的價值體系的無縫銜接。正如美國學者指出，「只有美國才會把戰爭演繹成具有啟示錄特徵的、純潔的美國與敵視基督的『邪惡帝國』之間進行的一場具有戲劇性的宗教征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