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打官司》(1992，張藝謀）

《秋菊打官司》是一部關於現實農村生活的影片，圍繞農婦秋菊想要討一個說法而展開，著重刻畫了她不斷的奔波的過程，對農村生活狀態和人物關係以及倫理進行了真實的表現，簡單直接的表達了人對自我權益的覺醒。


一次民告官的「普法教育」


雖然整個故事情節都是圍繞秋菊要討一個說法展開，但是整個影片中秋菊討說法的唯一依靠便是向上面反映，也就是依靠法律。為了使得這個依靠具有實在性，導演張藝謀借用了一個社會背景——20世紀90年達我國頒布的行政訴述法。也就是市里住店的老頭說的「剛出來行政訴述法，需要一個案例，所以官司一定會贏」，當然法律不會說「需要一個案例」就讓你贏。在邊遠落後的貧瘠山區里，一個毫無法律意識的婦女，花費了整個冬天，一次次進城，還沒過年就快把自家的辣子賣完了，不顧親人、鄰裡的勸阻，最終打贏官司，討了個說法，毫無疑問這是一次典型的民告官的「普法教育」。影片獲得1992年廣電部優秀影片獎、特別榮譽獎也與此有很大的關係。



一次向傳統倫理道德的挑戰

在封建觀念嚴重、封閉落後的鄉村里，婦女在家庭中擔負的主要責任是生兒育女、傳宗接代，但是影片中的秋菊卻依賴法律的權利四處奔波討說法，這與張藝謀之前的影片《大紅燈籠高高掛》中，女性成為一種慾望化的對象，在父權制度下人性的扭曲與壓抑相比有極大的區別，《秋菊打官司》中，秋菊 不僅勇於反抗不公平，而且還贏了。與秋菊作對比的是村長王善堂的妻子：吃苦耐勞，甘於承受丈夫的控制。當然作為第五代導演的翹楚，張藝謀並沒有放棄對民族和文化的探索使命，只不過這種由之前的顯性揭示轉變為一種隱性的批判，這種批判隱含於縝密完整的現代化民告官的故事情節中。



一次個人紀實風格中的創舉

眾所周知，張藝謀所擅長的是寓言化的敘事方式，無論是在第五代導演開山之作的陳凱歌導演的《黃土地》中擔任攝影，還是自己後來獨立執導的《紅高粱》，張藝謀都極其推崇大塊寫意，像《紅高粱》那頌揚生命的野合，《大紅燈籠高高掛》中人性扭曲此起彼伏的捶腳聲都是張藝謀極富寓言化的風格。然而，在《秋菊打官司》中，是客觀中立的定鏡頭、平視角度，整個影片中，你可以發現使用的都是畫面封閉性構圖的遠景、全景，只有在結尾處採用鞏俐的近景定格報幕（此處意味，個人覺得應該是秋菊雖然在法理上贏了，但是也欠村
長的情），而沒有採用限制觀眾注意力的中景、近景和特寫的鏡頭，強化紀實風格。

此外，為了達到展現當地風情原汁原味的效果，張藝謀甚至採用有組織拍攝和偷拍相結合的攝影方式，甚至在影片公映後因為偷拍引來官司，如縣城街道上賣棉花糖的兩秒鐘鏡頭，當事人事後兩度上訴要求索賠。

在聲畫結合上，當秋菊每次決定去討說法時，便會響起有嗩吶的「走嘞」民族音樂。這一畫外音形式的手法是借鑑美國經典西部片《黃金三鏢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