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國家都需要「Standing Man」——史匹柏&漢克斯新片《間諜之橋》漫談

每個國家都需要「Standing Man」



每個國家都需要有自己的主旋律，而美國這面主旋律的大旗，由史蒂芬.史匹柏和湯姆.漢斯克攜手揮舞再合適不過，從1998年的《拯救大兵瑞恩》開始，讓世人看到了什麼是美國精神。其中被拯救的不只是一個大兵，而是一個國家對一個家庭，對一位母親的承諾。其過程是對人性的關懷，對生命的尊重，對每一個普通家庭的責任無限放大。

2015年史匹柏導演，帶著這部《間諜之橋》重磅回歸，老搭檔湯姆.漢克斯主演，科恩兄弟聯合編劇。這一部冷戰題材的影片，不再是戰爭下的正義是非，而是戰爭過後，真正艱難的部份——對憲法的恪守。這一主題，至今不老，並且長久不衰，因為它是美國立國之本的主旋律。導演史匹柏說，第一次看到這個真實事件時，就覺得這應該是一部電影。

1957年一位知名商業保險業務律師Donovan，接收了政府給予的，幫助一位蘇聯間諜辯護的工作，沒想到他出色的完成了工作，還避免了這位蘇聯間諜被送上電椅，而是判了30年徒刑。不久，1960年，美軍新型偵察機執行秘密任務時被蘇軍擊落，Donovan律師又成為了交換人質的談判人，被捲入了冷戰風暴的中心。轉眼1962年，美國和蘇聯在位於東德的格利尼克大橋，與蘇聯被俘間諜Rudolf Abel交換的，不僅是美軍偵察機駕駛員Gary Powers，還有德方扣押的美國留學生Frederic Pryor。

影片雖然名為《間諜之橋》，但是並不是一部諜戰片，其內容更偏向於真實故事改編的人物傳記片。而這樣影片名稱，則更是擺明了立場，故事強調的是事件本身，而不是刻意去塑造一個英雄人物。這個人物角色之所以偉大，之所以可以一個人，筆挺地站立在那座孤冷的大橋上，面對無聲的戰場，他不是一個人，不只是一名律師，他代表著美國的憲法，代表著尊重人權的美國精神。這是他的本職工作，也是他的做人原則。

冷戰期間，看似沒有戰火，但是依然是蘇美兩國的軍備大戰，而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最重要的就是資訊。在這樣的前提下，兩國的特務機構，必然是不責手段的侵略，監察，搶奪一切資源和技術。與之相比，這位英國後裔的律師Donovan，在戰後開始經營自己的律師事務所，憑藉自己的本事，在業界名聲在外，用法律來維持國家系統和社會的運轉。特務機構和法律體制，就像陰陽的兩級，明暗的對立，一定是共存的，並且相互影響。

這樣此消彼長的關係，就像《一代宗師》里大師哥說的，面子做錯一件事，里子就得背地裡去幾個殺人。而這部影片裡的故事，就好比，里子出了差錯，面子就得去拼命的四處斡旋求全。而為了避免讓這個堅守法律的正義代表，顯得過於的說教和標籤化，影片在劇情設計和人物對白中，都下足了功夫。

（由於是真實歷史事件，無礙於是否劇透，以下內容略有提及）
　　
首先，劇情線的雙線合璧。

湯姆.漢斯克飾演的律師Donovan，是業界的翹楚，是法律的捍衛者，更是國家的標竿式人物形象，但是，他更重要的，是一個家庭的父親。這才是讓一個人物形象，有血有肉，有立足點的，最核心的部份。一個人，對自己的家庭負責，保護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才是一切入性的根本出發點。所以影片從開篇，Donovan接受了為蘇聯間諜Abel辯護的工作，他就面臨如何與家人交待的問題。而辯護的過程，結果的承擔，他都是與家人站在一起，試圖在自我原則和家庭責任之間，找到最佳的平衡點。而當Donovan完成了秘密的交換人質，在心力交瘁的任務過後，令他最終露出微笑的，還是回到了自己的家門口。即便被妻子抱怨買錯了特產，被忙著看電視的孩子們忽略，但是他是踏實的，他唯一想做的就是去睡一個安穩覺。

影片幾乎用了四分之一的筆墨來描繪律師Donovan的家庭關係，從始至終，一以貫之。為此，影片中Donovan回家的第一頓晚餐，頗為重要，而導演和編劇的用心也是處處彰顯。鏡頭里夫妻的為了是否接受案子的不同立場而各執一詞，大女兒被人爽約的臭臉，小兒子對做家務的怨懟，小女兒搶著偷吃被媽媽斥責的不甘。在一張餐桌前，一家五口圍坐，一切發生的雜而不亂，在有限的鏡頭角度里，自然的上演。

最終，都結果在事務所助手，抱著成落的資料來找Donovan加班，揭曉了大女兒被爽約的罪魁禍首，還說露了Donovan已經接受案子的事實。場景結束在，尷尬的Donovan趕緊閉眼低頭，開始飯前禱告，妻子只能不情願的配合，不再多言。這一連串的鏡頭和對白，把人物和家庭關係交代的及其豐富生動，令人一下子就對這個大家庭充滿親近感，真實的無以復加，每個人物的個性都是自然流露，毫不做作，整體節奏明快幽默。每個人都可以自由表達情緒的家庭，才是真正融洽的家庭氣氛。

正是這樣的家庭感和父親的角色，讓Donovan才真正代表了千萬個美國的家庭支撐，才讓他作為堅守美國憲法的國家支柱，更有說服力和感染力。而不是空洞的主義者或理論家。他做的一切，是職業道德，更是為了自己的家庭，為了自己的孩子，也是為了這個國家的未來，為了避免戰爭。反過來說，拯救了別的國家的間諜，也相當於挽救了自己國家的間諜，也挽回了國家的危機，也就等同於解救了千萬個家庭裡的每一個人。這是史匹柏導演擅長的，也是他喜歡的，講故事的方式——以小見大。


其次，演講詞之外的黑色幽默。

律師Donovan這樣的角色，少不了，對憲法、對人權的維護，而他的言詞中，必然會有美國精神的弘揚。如何中和這樣的主旋律感，影片讓律師Donovan在工作場合之外的私下裡，也就是家裡和非工作場合，都有著一份特殊的職業幽默——「不饒人的舌頭」。

影片中從律師Donovan第一次在監獄了見到蘇聯間諜Abel開始，他就是嚴肅的開場，到與主審法官的爭執，最後到最高法院的陳述。是一級一級遞進式的美國式法律與人權主義宣講。律師只為辯護人工作，不受國家和任何特務部門影響和脅迫。每個人都有權利得到辯護，組成美國的是這個國家的憲法。向敵人證明我們的原則，就是在強調我們是誰。這樣的句子，Donovan總是會在適當的場合丟出來，點到為止，令人內心被重重一擊。正如預告片裡，主審法官強調的，這是文明的戰爭。

而Donovan除了在律師角度的言之鑿鑿之外，最擅長的就是利用法律條例和行業規則來「強詞奪理」，影片開篇人物的交代，就從他與另一位律師的辯論開始。生生把他一名車禍撞了五個人的客戶，用一件事的解決方式，解決了五件事的後果，讓對方律師無計可施。而這也預示著，能把五件事說成一件事的律師Donovan，也能把一件事變成兩件事，最終用一名蘇聯人質，換回兩名被扣押的美國人。因為他就是這麼的尖銳，總能切重要害，不留餘地，還不丟面子。

面對蘇聯人的談判，他會吐槽說，關於人質交換，第一個問題就是，你們國家的名字真的是太長了。而面對德國政府的官員，他也能淡定的說出，能不能為了節省時間，把蘇聯的名字簡稱一下。最後還不顧CIA人員的警告，跑去希爾頓點了兩份早餐給自己壓驚。

影片中會講幽默論調的，除了律師Donovan，還有一位就是蘇聯的間諜Abel了。不同的是，Abel只有一句冷幽默台詞：「這樣有幫助嗎？」，分別在Donovan兩次問他，有沒有擔心自己會被判死刑的嚴重後果時，和最後人質交換，詢問他回到蘇聯人的手裡，會不會有生命危險時，Abel的態度永遠都是，「擔心有用嗎？」的態度，即調侃，又犀利。作為一個間諜情報人員，這樣的擔心，從一開始就不必尋在了。

而兩人的友誼，看起來有些不可意思，一位美國律師真的會跟他的辯護人，也就是一位蘇聯間諜，產生相互尊重的友誼嗎？首先，影片將Abel的人物形象塑造的十分到位，一位輕描淡寫生死，不懼怕，不退讓的情報工作者。面對毫無瓜葛的Donovan，從不質問他間諜的工作，不批判他的道德立場，只是極力的幫助他爭取權益。當Donovan的面露難色時，他說，Donovan令他想起一位故人，一位「Standing Man」，一位人們對他越是強硬，他越是反抗，堅定自己立場的人。兩他們二人之間，在共同面對舉國的壓力之下，由於各自堅守自己的原則，而漸漸產生了相互敬佩的好感。


其次，關於影片的處理方式。

這部影片為了不令觀眾乏味，反而刻意沒有去運用過多的長鏡頭，讓影片像史詩巨片一樣渲染情緒，畢竟觀眾已經不在買單那樣老套的煽情橋段。故事依託冷戰背景，又充滿辯論談判的重頭戲，如何讓影片不沉悶，其中運用了數個精巧的剪輯，令節奏變換得恰到好處。


關於劇情巧妙的切換。

第一次劇情轉換，是在間諜Abel被抓，律師Donovan接受辯護，兩人在監獄裡首次交談，達成一致後，Abel語重心長的說了一句，你們國家，現在一定也有人，在蘇聯做著跟我同樣的事情。此時鏡頭右側的Abel特寫黯淡下去，鏡頭左側，逐漸出現了美國飛行員Gary Powers的特寫。

第二次當影片在交代這些飛行員出任務時需要的用到物品時，鏡頭轉向的，卻是Abel在美國被查收的所有物品。

第三次當美國飛行員Gary Powers被捕，遭到審問不能睡覺時，迷離中傳來叫醒聲後，鏡頭裡醒來的，卻是在美國監獄裡安睡的蘇聯間諜Abel。

第四次當影片進行到第二輪法庭宣判時，一聲「全體起立」後，下一個鏡頭裡出現的卻是小學裡的孩子們，全體起立，跟著老師，看著美國國旗，手舉胸前，一起念著宣言。

諸如此類的處理，讓影片每隔一段時間，就出現一個令觀眾們想像不到的場景插入進來，跳躍性的敘事，卻銜接的極為恰當，令人保持新鮮感。


關於劇情巧妙的對帳。

當律師Donovan開始為間諜Abel辯護後，消息印滿了報紙新聞，令地鐵里看報的人，都對他紛紛投去質疑的目光。而影評結尾，他交換人質的事蹟，也被刊登了出來，人們又對他投去讚賞的目光。

到了柏林之後，Donovan在希爾頓沒有吃上的雙份早餐，結果急忙趕到德國官員辦公室，正趕上這裡的早餐收桌子，兩頓一頓都沒有趕上，著實悲催。

以及最後，他在西柏林的地鐵上目睹的，夜晚從東柏林出逃翻牆的人們被射殺，和他回到紐約布魯克林，在地鐵上看到孩子們自由的翻閱柵欄，陷入深深的沉思。

這樣的前後對比，讓影片顯得更加工整，一切都有因有果，連貫順暢。用幽默代替說教，用對比帶來了反思。


最後，關於兩個人物的塑造。

蘇聯間諜Abel的塑造在前，一個人對著鏡子畫自畫像的開場，鏡子裡的自己，畫中的自己，真實的自己，無不從不同側面角度，展示了人物的複雜性。一個沉穩，耐心，慢慢悠悠的情報工作者，映入眼簾。與之相比，CIA探員顯得笨拙無力，這是美國人對自己牛氣哄哄的情報部門的放下。影片中對CIA的形象，多次是諷刺的，他們以利益為先，以國家安全為藉口，無視法律，忽略人命，無論是蘇聯間諜的命，還是美國大學生的命，沒有利益和情報的生命，就是不值錢的命。而Abel面對這一切的坦然，令人敬佩。

律師Donovan的形象塑造在後，一個人面對兩個人國家，甚至三個國家的強權踐踏，本國的不支持，德國的不合作，蘇聯的不讓步，都令他承受的重壓無以復加。但是直到最後，他都堅持著，用一個人，換取兩個人質的任務初衷。不管看起來是不是合理，他的任務就是，讓事情說得通，並讓事情發生。影片最後，兩國的人員都各自離開，走向大橋的兩端，探照燈熄滅，所有人散場。

Donovan獨自站立在大橋上的背影，雙腳距離與肩同寬，像個美國首字母開頭的大寫A一樣，穩穩而立。鏡頭轉向正面，從腳下搖到肩上，給了Donovan一個自下而上的正面特寫，令人們終於有機會，默默的正視這個人，這個避免了戰爭，挽救了三個生命的律師。最後鏡頭拉到遠景，交錯的鋼架大橋的縫隙里，鏡頭左下處，Donovan依然站在那裡，在這樣複雜的背景和歷史階段里，他是渺小的，但是卻是最堅實的那塊基石，最核心的一顆鉚釘。

在這個寂靜的早晨，5:30交換人質的過程，遠遠不足已迎來天明，也許依然獨自站在那裡的Donovan也知道，黎明還遠遠沒有到來。不過這時，影片響起的配樂是節湊感極強的軍鼓，Donovan這一戰，是勝利的，只不過，是黎明前，一次悄然的勝利。結果是鼓舞人心的，卻還不到可以歡呼雀躍的時候。

而影片真正煽情的片段，還在後面，在用「去倫敦野釣三文魚」的旅行藉口回到家後，而三個孩子全然不在意「釣魚歸來」的爸爸，都聚精會神的看電視，新聞正在播報今天早晨，關於美國人質被釋放的消息。孩子們喊來母親，當四個人最後聽到新聞播報員最後講出那句，整件事情是律師Donovan協助完成的時候，全家人都凍結了。而妻子滿處尋不到Donovan，最後看到丈夫衣服也不換，橫趴在床上，睡死過去的模樣，真是哭笑不得。舒緩的鋼琴和提琴伴奏傳來，一小段薩克斯的旋律，伴著上午的陽光，從擺動的窗簾中，灑落在床上，這份和平與安詳，把觀眾們感動的一塌糊塗。

每個人都是生活中，最平凡的小人物。而讓小人物變成大人物的，只是堅守法律，尊重人權和生命的意識，就這麼簡單。當你有多大的心，你的行為就會有多重。整部電影固然是主旋律的，但它不令人厭煩，因為它立足小人物，講述大事件。不刻意渲染歷史，製造史詩，用沉重主題影響人心，而是讓我們看到一個真實的人物形象，一個真正用身體力行去捍衛法律的權威，去化解國家的危機，拯救普通人生命的「Standing Man」。


2015年10月28日 多倫多 小玄兒記
Dreamers電影評論:原創作者聯盟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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