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昆汀的電影如此好看？（寫在電影《八惡人》上映之前）

有很多偉大的導演都是宿命論者，從哲學的角度來看，電影所能帶出來的最大問題也必然是關於生與死的考慮。在小津安二郎或者溝口健二的電影裡，結局是早就鋪設好的，死是一種必然，不同的是講解這個問題的方式，不管是使用溫情脈脈的都市倫理劇還是用神鬼怪談的魔幻神話故事來表達這種死的哲學，電影的核心都是一種凝固起來可以仔細觀察一番的悲劇情結。三島由紀夫在《葉隱入門》里闡述日本人生而為死，向死而生的觀念，正源於這種古希臘式的悲劇嚮往，所以六七十年代的電影無論表現手法如何誇張或失真，其主題意圖都是非常莊重、嚴肅和黑暗的，所有的怪誕元素都是為這個悲劇主題服務。（參考黑澤明《生之欲》，小津安二郎《東京物語》，筱田正浩《心中天網島》，溝口健二《雨月物語》，大島渚《感官世界》）

電影的發展實際上也是電影哲學的發展（當然這個命題太大），譬如在周星馳早期的電影裡，莊重、嚴肅的主題被肢解破碎了，甚至塗飾在了表現手段上，成為外在逗人發笑的面具——也正是通常所說的後現代主義對電影核心破碎後的重新架構。在香港無厘頭搞笑電影的黃金年代，也是香港電影服務於資本的高潮歲月，正標誌著香港喜劇電影導演正式走下神壇，觀眾至上的時代到來。當然，周星馳後期導演的作品可謂是對早期固定模式的逐漸修改，如果說《功夫》和《食神》講的差不多是同一個故事，那麼《西遊降魔篇》更多的是在原來的基礎上強調融入進去的一些質樸、圓融的佛家思想（無論周星馳把這個思想講的怎麼樣），在這裡他還是很認真的講完了一個悲劇，迎來了古希臘式核心主題的一次回歸，逐步完成了對早期電影反叛精神的再次反動。

在電影的表現手法上，昆汀是個集大成者。據說他早在一家錄影帶租賃店打工，從西方很少有人問津的香港電影到俠道情結的義大利通心粉西部片再到公路電影，由於工作的便利，近水樓台，他自然是看了不少，非科班的出身讓他的電影一出生就自然帶有一種非正統的邪惑氣質，比起其他一本正經拍攝電影的科班導演，他更多是在電影裡完成了對各種元素隨心所欲的裁剪和拼貼。當然，這些元素對於普通觀眾必然是新鮮、刺激的，因為幾乎沒有人比他知道的更多。他曾大大咧咧的承認道：對，我就是在抄，偉大的藝術家都是高明的小偷。一擊致命，直接打破了北野武在《阿基里斯與龜》里構建的關於「完美的自創藝術是否真的存在？」這一疑問怪圈。


至於對電影，我和對文學一樣始終秉承同樣一個觀念：編織手法和編織元素是否同樣新鮮有趣，我甚至覺得對於主題意圖不用過份苛求。因為藝術畢竟更多的是一種形而上的精神需求，波德萊爾厭惡哲理詩，納博科夫憎恨蘇聯文學，費爾南多·佩索阿認為不要依託別人手臂扶撐來做夢本質上都是一回事，那就是藝術更多的是在於啟迪而非說教，在電影裡一次灌注太多的深刻主題更像是導演在影院裡完成對觀眾一次刻板的集體培訓。


在昆汀的電影裡，很少看到這種說教，壞人和好人之間的邊界是模糊不清的，如果說烏瑪·瑟曼在《追殺比爾》中飾演的女殺手有一個為「母愛和救贖」而殺人的信念，那麼她也會毫無仁慈的結果掉一個孩子的母親。結果就是電影主線里一路機械式的殺殺殺，屠戮無數。在電影裡昆汀完成了對傳統說教的反叛，從觀眾的角度來看，好人和壞人的模型並非是固定的，隨著視角的轉換好人和壞人的關係可以隨時變換。這點在《黑色追緝令》就相當明顯，約翰·特拉沃塔飾演的殺手在電影前半部份還可以面不改色、乾脆俐落的殺人，和烏瑪·瑟曼飾演的情婦完成了一次電影史上聞名的扭扭舞，卻在電影后半部份被布魯斯·韋斯利飾演的拳擊手毫無徵兆地殺掉，觀眾甚至不必太過於感傷，因為電影上半部份的主角在下半部份成了無關緊要的配角。觀眾由此發現，原來一部電影裡可以不止一個主角，甚至發覺只要留心，在電影裡每個人都可以是主角。在生活里，我們每個人可不都是以自己為主角架構表演的舞台嗎？


在電影音樂的使用上，昆汀是個有趣味的雜家，從早期電影中的配樂中可以一窺端倪，不同於克里斯多福·諾瀾這種在電影裡氾濫使用複雜管絃樂的英國導演，昆汀更多的是採用相對粗糙的搖滾音樂，然而這類音樂本身就非常貼合導演的氣質，在烘托氣氛和表現角色性格方面，導演簡直可以用出神入化來形容（英國導演諾瀾曾因使用過於華麗複雜的BGM而被人批評）。縱觀昆汀在電影裡對音樂的使用，簡直就可以發掘出一部原汁原味的美國地下搖滾發展史。


在過去的流行音樂發展史里，美國的pavement樂隊曾經使用過高保真的設備特意錄製出一些低保真音效的音樂，藉此緬懷音樂的發展歷程和已經逝去的黃金年代，在電影界，導演昆汀似乎也有同樣的癖好，在電影《金剛不壞》中，我們可以發現老式電影放映中常常看到的的斑點（是由兩卷電影膠片在粘合的過程中形成的），其實是導演使用現代技術刻意為之。另外可以了解的是在昆汀的片子裡很少看到一般懸疑犯罪電影所里常見的冷峻暗調色彩。（例如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主演的《禁閉島》），我們更多看到的是對金黃色和暗紅色的大量配合使用，個人認為一方面是色彩絢爛好看，也貼合劇情中大量流血衝突的情節，另一方面可以作為緩衝有效降低觀眾在觀看血漿殺戮電影時所產生的不適和罪惡感，從而流暢的完成觀影體驗。

在電影《被解救的姜戈》中由於故事背景不再適合使用金色和暗紅色的搭配，因為在傳統的西部片中，色調往往較為黯淡，色系也比較貧乏，所以導演除了在字幕上使用了影迷熟悉的字體，字體顏色還是暗紅色之外，對風景的拍攝也格外用心，金黃色的麥田和周圍混亂糟糕的環境形成強烈反差，還第一次到看導演拍攝的雪景，另外吉米·福克斯主演的姜戈穿上了色彩鮮艷，造型誇張的服飾，這些都是反傳統的元素，並且像徵著他內心濃烈的反抗強權統治的精神。

昆汀作為編劇喜歡在台詞上採取一種討巧的方式來愉悅觀眾，大量復合長句夾雜著粗鄙的美式俚語聽起來有一種爆破的效果，而且兼具說唱音樂般的節奏和韻律，另外一個有趣的點是昆汀導演本身也是演員，並且他非常樂意在自己的電影中以各種各樣古怪的方式去死。在好友羅伯特·羅德里格斯執導的影片《殺手悲歌》中昆汀飾演的酒保被主角一槍爆頭，在自己執導的電影《刑房》中因感染芥子毒氣全身潰爛而死，在與羅伯特·羅德里格斯合作的《殺出個黎明》中被殭屍咬到後變異直至被殺死，在《無恥混蛋》中飾演德國士兵，一出場就被布萊德·皮特主演的美國軍官擊斃並割下視為戰利品的頭皮，在《被解救的姜戈》中身背炸藥被主角姜戈炸死等等，這些都可以看出導演在電影中通過打破傳統電影的結構並進行重組來宣告對電影本身的革新與反叛，例如導演在電影裡對死亡所採取的態度，從來都看不出一絲溫情，姜戈對瓦爾茲醫生的死，《金剛不壞》里前半部份漂亮女主演們的集體死亡，不僅沒有太多鋪墊和徵兆，而且在電影裡導演也不會給予太多哀悼。當然壞人們往往會在最後得到極大的懲罰，這也說明了這些電影本身在價值觀念上並沒有太大的問題，其目的是打破人生固有的結構，從宿命論轉向不可知論，畢竟這也是很多犯罪懸疑電影的精彩核心，導演的態度其實也可以體現出相當一部份現代西方人對待死亡所採取的哲學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