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恩兄弟的反類型

       一部電影的類型，可能是通向觀眾心靈的感應之橋。注重市場的好萊塢從未怠慢過類型，編劇小心翼翼地伺候著類型，片商從票房的數字中計算著類型的行情。大概一種類型對應一種期待，算是瞄準了一類觀眾。但總有不理會所謂類型的影片，或是樂於享受混搭或反類型的實驗，追求渾然不覺但暗藏機鋒的趣味，打磨輪廓隨性肌理細膩的塑形。

      固有傳統類型的解構，對任何一個成了名的導演都存在誘惑，更何況是獨立電影界的科恩兄弟。相比早期的犯罪暴力類型，《醉鄉民謠》稱得上是他們最溫柔的影片，攝影機跟從民謠歌手戴維恩，每晚睡在不同朋友的沙發上，在煤氣燈酒吧和不同的歌手輪流獻唱，即便如此也不聽從圈中大佬的建議。理想與生活像兩條不相交的平行線，拽著他奔走於兩端，如此循環往復看不到終點。

       顯然，這不是一部忠於類型的影片，正如科恩兄弟所說，不是一部傳記片。自然沒有我等平民期待的奮鬥、抗爭、收穫的固定程式，也沒有我等平民期望的殺出重圍、脫穎而出、偶遇貴人的橋段。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有點兒自命不凡，視音樂為使命而不是謀生手段的民謠追隨者，追著唱片公司老闆討工錢，追著演出商討機會，追著同行討住處，甚至在前女友和家人面前，討一個所謂理想的認同感。科恩兄弟以一貫中立克制的態度，冷眼旁觀這位民謠倡導者的瑣碎。觀眾很難認出全片的高潮在哪裡，結局是什麼，然而這種不忠於類型、更忠於生活的反類型手法，卻有著後發制人的力道，通片庸碌的日常，像極了深陷其中的生活。理想在四面透風的茅屋裡猶如一根燭火，要閃耀光華，還要抵禦風寒。

      美國60年代的民謠運動，不乏如雷貫耳的名字，有影片結尾在煤氣燈酒吧登場的鮑伯•迪倫，但科恩兄弟沒有聚焦功成名就的明星，而是對失意的民謠歌手戴夫•范•朗克發生興趣，不厭其煩地拍著一個民謠分子的四處碰壁，不粉飾、不迴避，沒有篩選和濃縮，一如追尋理想，不只是轟轟烈烈，更多的是踽踽獨行。守著理想的滋味會有威士忌般迷人，但更多的是白開水般寡淡。這種反類型的劇情，恰好表明了對於鎂光燈之外那些loser的敬意，科恩兄弟的良苦用心流淌在事無鉅細的白描中。

      為此，影片動用了流水帳的講述方法，這種高度自信高度挑戰的敘事，多為成名成家的資深導演所用，他們明白，越接近真實的東西，越難以接近大多數觀眾。有時候，接受真實，需要勇氣。因而，暗藏機關的細節，給一汪靜水製造浪花的調劑，必不可少。更何況，科恩兄弟是黑色幽默的高手。看似不經意的場景和道具，都充當著主角的註釋。那隻貓咪是戴維恩懷揣理想投射的對象，從跟隨—逃離—發現替代品—失而復得，暗合了對理想的珍惜和代價。當他的前女友質問他為何沒有目標時，他據理力爭表明了不為錦衣玉食，只為創作純粹的原則。當姐姐嘲笑他沒有正經工作時，他拋出了不屑，不因為身體的狼狽而委屈自己的靈魂。他選擇了孤注一擲。

       我們終其一生，都在擺脫他人對自己的期待。

       在芝加哥民謠界大佬的勸說下，他也未曾動搖，不想委身於三重唱的角色，得不到痛快地表達。唱自己想唱的歌，是他的最後一根支柱。在片中的幾首民謠里，戴維恩做自己唱自己，前一分鐘的不堪和憤怒，在這一分鐘的吉他solo里溶解了。單一持久的追求給了他別人看不到的幸福感。在本片反高潮的做法裡，劇情出現了一次低潮，他俯身靠在咖啡館的桌前，一句「我累了」脫口而出。然而天意留他，在那隻叫尤利西斯的貓咪面前，他的眼神怔住了，被古希臘戰爭英雄奧德修斯海上磨難十年的故事點化了。

       全片的基調，是紐約沉鬱的冬天，場景往來於幾個閉塞的公寓狹窄的走廊。在芝加哥「角落之門」的後台，金屬椅子林立的中景，昏暗中折射著清冷的光線，精緻的鏡頭質感，彷彿一語成讖，迎接戴維恩的只有後台和散場，沒有舞台和燈光。結尾，科恩兄弟調皮地給了與開頭幾乎一樣的幾個場景和鏡頭。仔細留意，會發現這不是倒敘，而是週而復始的寓言。還是那個恍惚的清晨，那個酒吧後巷，還是那兩下直擊小腹的勾拳，生活滑稽地雷同和戲弄，科恩兄弟的黑色氣質被鏡頭語言附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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