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殺戮演繹》到《沉默之像》：革命遭遇野蠻，逃避直面追尋

       這是一段諱莫如深的歷史，牽涉到兩個國家，但無論是施害人還是受害者，似乎都不願再提到這段歷史，寧願這段歷史不再存在。相反，倒是在國際社會中，這段歷史一直是人們討論的話題。畢竟發生在一個現代世界裡，畢竟是一場血腥而野蠻的屠殺，畢竟有數十至一百萬人因此而死亡。美國導演約書亞·奧本海默一直醉心於這段歷史，繼2012年拍攝《殺戮演繹》入圍奧斯卡最佳紀錄片之後，又在最近拍攝了《沉默之像》。

　　這是發生於1965年印尼的一場屠殺，被殺死的是印尼共產黨，而其中大部份是華人。時隔四十八年之後，《殺戮演繹》的導演約書亞·奧本海默找到了當時的一個殺人魔王安瓦爾·岡戈，讓他出來講述並且重新演繹當時的殘暴場景。安瓦爾·岡戈，這個讓人不寒而慄的名字，儘管在影片中已顯衰老之相，但演繹起殺人情景來，仍是勁頭十足，得意洋洋，一臉輕鬆。似乎死於自己之手的，並非鮮活的與自己一樣的生命，而只是一堆無關緊要的物件。他在影片中的演繹，恰似當時印尼真實情形，在那個人間地獄裡，人們已經殺紅了眼，人性已經泯滅。在一步步地演繹之中，岡戈表現出悔意，並且害怕著被害人的索命。而在現實中，印尼政府卻從未反思，死去的人依然冤魂不散。

　　影片拍得相當殘暴，讓人不忍卒看。雖然帶有一種儀式感，卻很是真實，還原了當時整個事件。觀眾可看到，當人不受限制之時，人性之惡是如何地迸發；當人有著權力時，會變得如何的自大並視生命如草芥；當人在肆意屠殺生命時，又會是如何的花樣百出創意無限。只因與自己有著不同的信仰，只因與自己不同的種族，就可以毫無憐憫之心，將其如螻蟻一樣殺掉。與納粹對於猶太人的屠殺不同的是，納粹是制度在殺人，個人躲在了制度之後；而在印尼的屠殺，則是個人沖在制度之前，自願伸出自己的雙手，手持彎刀、鐵絲以致一切可以殺人的東西，在殺戮中發洩著自己的憤怒，體會著權力的快感。

       相對而言，《沉默之像》拍得更成熟一些，沒有了花哨的東西，非常的平實，讓遇難者施難者只是面對著鏡頭，直面著真相。那種血腥就淡去了，留下的就只是傷痛，以及面對真相的勇氣，還有對於真相的逃避。紀錄片中的主角是個小商人，靠在鄉村給人配眼鏡謀生。他有著年邁的父母，還有可愛的兒女，生活過得還算不錯。但壓在其心頭的，卻有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他的哥哥也是死於那場屠殺，而極其殘忍殺死他哥哥的兇手，仍然還活在這個小村莊中，仍然對著鏡頭興高采烈地說著當時的殘殺情景，毫無懺悔之意。他哥哥死之前飽受凌虐，曾經三次被虐殺，死時極端的痛苦。而這，正是壓在影片中主角及其家人心中的重擔。

　　《殺戮演繹》對於那段歷史做了反思，不過，影片卻將整個歷史背景模糊化，未有深入地分析屠殺事件出現的前因後果。何以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會在印尼發生這樣慘絕人寰的殺戮？為何共產黨人特別是華人成為被屠殺的目標？而這兩點正是讓事件相關國諱莫如深之處。

       印尼政府作為屠殺者，其曖昧的態度還好理解。儘管印尼政局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時的屠殺亦是獨裁者蘇哈托所為，但這場血腥的殺戮，畢竟展示著印尼這個民族的野蠻。而作為一個被他國屠殺了數十萬國民的中國，在這個事件上的遮掩態度，卻頗可玩味。

　　我們一向將互不干涉內政當作我們外交基石，但細究歷史，卻並非如此。中共當政之後，支持亞非拉革命成為國家的崇高理念，向世界各國特別是所謂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輸出革命，成為我們外交的必然選擇。向為中國影響力所及的東南亞各國，更是我們輸出革命的重點。從印度支那三國，到泰國馬來亞，各地的毛派共產黨，均是奉中國為老大哥，從事武裝鬥爭。印尼更是如此。印尼獨立之後，具有強烈左派色彩的蘇加諾成為總統，對於中國親近有加。在此時期，中國支持下的印尼共產黨也蔚為壯大，許多華人也紛紛加入印共，號稱黨員三百萬，成為主宰印尼政壇的一支重要力量。

　　作為蘇加諾總統衛隊軍官的翁東中校，是個激進的共產黨人，決定發動突然襲擊，掌握軍隊最高權力。當年9月30日，他帶領軍人抓捕了印尼軍隊7名將軍，將其中6人打死，並宣佈成立革命委員會。印尼共產黨亦於一空軍基地中，指揮著這場運動。可惜的是，他們漏掉了蘇哈托將軍，同時也低估了民意。右翼的蘇哈托率兵平息了此次叛亂，宣佈印尼共產黨非法，並逼退了蘇加諾。同時，他們認為930運動的幕後主使是中國，宣佈與中國斷交。這對於毛澤東對東南亞革命的樂觀情緒，是相當大的打擊。

　　蘇哈托在媒體上公佈此過程，並為遇難的幾位將軍重新舉行葬禮，上百萬印尼人到場哀悼，讓蘇哈托為首的軍方賺足了悲情分。之後印尼的大學生憤怒了，紛紛上街要求懲處共產黨，蘇哈托等樂得順從，於是一場屠殺開始了。在軍方的縱容之下，印尼人開始追殺共產黨。由於華人加入印尼共產黨的不少，他們也藉機發洩著早已鬱積於心對華人的不滿，畢竟華人在印尼經濟中佔據著主導地位，生活水平也普遍高於當地人。那種不被控制的怒火被點燃，那種殘忍的野蠻驅動著每一個。他們肆無忌憚地採用各種殘忍手段，去折磨殺戮他們認為有罪的人。一九六五年的印尼，可謂人間地獄，私刑肆虐，血雨腥風，人人自危。從《殺戮演繹》中，我們可以一窺當時的恐怖情形。

　　直到如今，印尼人依舊不反省這段歷史。亦如電影中的殺人魔王安瓦爾·岡戈一樣，他們仍然認為他們的行為是正當的，仍然還以自豪的心情敘說著當年壯舉。他們認為其行為避免了一場由國外指使的政變，避免了印尼的紅色化，也避免了印尼落入中國人之手。隨後幾十年國際及印尼本國形勢的發展，亦讓印尼國民慶幸於自己未被印尼共產黨奪權成功。中國的文革、印支三國的赤化，特別是波爾布特在柬埔寨的暴虐行為，更讓他們覺得當時選擇正確。而作為有如此之多國民在他國被血腥屠殺的當事國，中國一直未有堅絕地站出來。當然，此中畢竟有難以言說之處。輸出革命的理想，遭遇到了野蠻的血腥回擊，革命利益胎死於暴力之中，同時殃及池魚。

　　在影片中，我們在最後看到了安瓦爾·岡戈的悔意，而這種悔意並非來自於他的反思，恐怕更多的是來自於他對死亡的畏懼，他害怕那些冤魂會向他索命。而更多的人卻仍未認識到那場屠殺的血腥與野蠻，認識到對於生命的尊重，認識到這樣的行為會付出高昂的代價。只要中國政府的態度依然那麼曖昧，只要印尼的野蠻還未進化到文明，只要印尼的民主化過程還是這樣搖擺不定，這種殺戮行為仍然會不斷地演繹下去。

    《殺戮演繹》是從大處著眼，將其放置在一個宏大的歷史背景之中，去追尋歷史的真相，叩問人性中的殘忍。而《沉默之像》則從小處入手，以家族之慘痛歷史，折射那段讓人心悸的歷史，更注重追尋者的勇氣，以及殺戮者及家人的良知。前者演繹著殺戮的歷史，後者從沉默之中凸現人們逃避麻木或者悲抑不捨之像。
       
       在《沉默之像》，配鏡的鏡像反覆出現，既出現於受害中家人，也出現於施害者一方，以及當時的旁觀者臉上。這與紀錄片中主角的職業相關，更是導演表達其觀點的一種借喻方式。人的視力會衰退，對於歷史的記憶亦會模糊，藉由著調試紅色的配鏡，在遮蔽著自己臉龐的同時，或可還原出事件真實的一面。戴著紅色配鏡之人，皆為歷史的親歷者，他們或身處暴戾之中，身染鮮血；或目睹所有的慘狀，遺忘也難。對於受害者家人，這是心中永遠的傷痛，無法釋懷，當然需要追尋真相，還死去的親人尋求一個公道。對於施害者親朋，卻無法直面受害者親人的追問，面對鏡頭連連躲閃，直呼為何要去翻幾十年前的舊帳？即使他們是事件的得利者，其心靈也難以擺脫冤魂的纏繞。因為人人心中都還有殘存的人性，縱使有萬千理由，人性也容不下暴戾的屠殺。

       當然，亦如影片中施害者親人所言，這是政治所為，身處其中的小老百姓是無法扭轉歷史的，個人只是政治那架機器裡的零件。確實如此。人們可以因為自己不同的利益及立場，而選擇不同的政治行為，這無可厚非。政治洪流可以裹挾著個人，但個人卻無法推卸自己的責任。人得為自己所選擇的行為負責。當政治或者革命的喧囂散去之後，留下的卻是千百萬個具體的人，他們得直面相對。殺戮雖然是一種制度行為，但卻是通過某個人的手，去屠殺著另一個人，所謂冤有頭債有主，個人在這裡是無法將自己躲藏於制度後面，而逃避自己個體責任的。受害者無法去向冷冰冰的制度索命，卻可以指證那個持刀之人。

       漢娜·阿倫特以平庸之惡來指證艾希曼機器般的屠殺，充滿著哲學的意味。傳說中法官所問開槍的東德士兵的話也許更好理解：「難道你就不能將槍口抬高兩寸嗎？」是啊，殺戮是命令，但殘忍卻是你心靈的體現。你得面對良心的拷打，也得面對歷史的追問。
（此文一部份來自於以前所寫關於《殺戮演繹》的影評，略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