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思辨（collective deliberation）的從無到有

我很少寫影評，但像《十二公民》這樣的電影值得為之破例。作為一個學習和研究政治和一個用社會建構路徑從事研究的人，我對這部電影的解讀可能有些政治化和理論化。我從《十二公民》中看到的，是集體思辨的社會建構過程。且聽我慢慢講來。

集體思辨的前提：
《十二公民》首先向我們展示的，是在缺乏反思主義社會文化的情況下，有效的集體思辨往往非常難以形成。片中大多數參與虛擬陪審團活動的中國公民都不但沒有參與法律活動的經驗，更沒有思辨的習慣，因而他們的決策表現出兩大特點：主觀性和草率性。在影片的開頭，要不是實際身份為檢察官的8號先生的堅持，以及規則（必須全體一致通過）對少數權力的保護，電影恐怕只需要10分鐘就結束了。

這裡自然地引出了集體思辨的前提問題。從影片中可見，集體思辨必須至少有兩個前提：第一、是規則對不同意見的絕對保護；第二是領導者。檢察官是貫穿影片始終的領導者。在片中，他綜合運用了各種領導手段：既運用知識和邏輯推動集體思辨的深入，又在適當的節點上採取恰當的行動（如對「老北京」適當的情感爆發，又如適時地祭出網購的「兇器」），從而有效地壓制了非理性觀念的蔓延。

但是，我們也應同時看到，領導的成功在嘈雜的集體中是不容易的。在影片的前段，領導幾乎在集體的壓力下崩潰。在這種情況下，第一次無記名投票成為了整部電影至關重要的轉折點。老伯的投票行為充分反映了在投票過程中社會壓力的強大影響力。沉默者在集體中的行為往往傾向於從眾，其核心是屈從於社會壓力，避免成為集體的攻擊或邊緣化的對象。然而，匿名投票製取消了這種壓力，從而將沉默者從集體壓力的桎梏中解脫出來。但必須強調的是，這種機制的成功有非常大的偶然性的。理由很簡單，在一個集體中，沉默者並不一定與其他成員持有向左的意見。影片中老伯立場的轉變也並沒有充分的理性思辨作為支撐，而是與其獨特的個人經歷密切相關。因此，這可以被視作一個小機率事件。

難產的討論規範：
三分之二的《十二公民》我都是在憤怒中看完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討論秩序的極度混亂。影片中大部份的討論都是在無規範的環境下進行的：大吵大叫、打斷別人講話、用手指點人、人身攻擊、地域歧視、罵人、動粗等等令人厭煩的行為數不勝數。這正體現了中國式「討論」的特點。雖然影片是對現實的藝術加工和極端呈現，但我們在生活中親身經歷的這種「討論」想必不少。比如：上課時老師會不耐煩地打斷學生的發言; 微信群聊的正常討論也會隨時惡化為爆粗口和人身攻擊。在這種缺乏相互尊重的背景下，參加討論的人不是在參與集體思辨，而是在說服（甚至壓迫）對方接受自己的觀點。這不叫討論，而是自說自話加上惱羞成怒罷了。

討論規範如何產生？在電影的情境下，非常困難。在理想條件下，規範的傳播要由具有先驗性權威的實體推動才能獲得最佳結果。但在電影中，這樣的權威是完全不存在的。由於大家都知道討論的虛擬性，權威（團長）只是名義的，而非實質的。但是，規範仍然能夠在艱難的環境中形成，這既取決於領導者（檢察官）堅忍不拔的實踐（在這裡檢察官只有一次規範倡導行為，即與老北京的正面交鋒；其餘時間，他都在單方面地實踐尊重和包容的議事規範），更取決於群體中其他成員對老北京的回應。事實上，是老北京過於令人反感的討論行為促成了集體的規範護持行為（在影片的最後，老北京講話導致大量成員離席）。試想，如果老北京僅僅打斷檢察官的發言，而不是像影片中那樣幾乎冒犯了集體中的每個成員，他也不會最終在集體中被完全邊緣化。事實上，同樣喜歡打破討論規範的計程車司機就一直沒有被邊緣化。

說服：
對於集體成員的說服在影片中分為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層層遞進，其背後的決定性因素是成員的觀念背景。第一個階段，集體中那些從眾的沉默者首先被說服。說服這些成員相對而言是較容易的，因為他們本身沒有先驗的價值取向和對自己選擇的信心。支撐他們行為的只有兩個非常脆弱的基礎：直覺和從眾。因此，當反對派有了一定的社會基礎，並且他們的直覺判斷被檢察官逐一推翻後，沉默者很快就一個個被說服了。第二個階段，是說服那些自認為對案情事實有充分了解的個體。在影片中，這一類個體的代表就是房地產商和外科醫生。這兩個成員在最初進行有罪推定時是經過了對證據的充分思考的，因而說服他們需要最最具邏輯的論證。當然，也正是由於他們是相對理性的個體，當論證足夠好時，他們也就被說服了。最後階段，說服那些偏見者。偏見者，在影片中為對外地人有仇視的老北京，以及有不幸家庭經歷的計程車司機。這兩位決策的基礎是偏執的價值取向，這導致了他們從未真正參與集體思辨。這些人事實上不能被理性論證所說服。在影片中，他們的妥協只是由於他們在群體中再找不到支持者，從而產生孤立感，進而使他們陷入了迷茫狀態。因此，最後的攻堅戰實際在於摧毀他們的心理防線，而不在於使他們回歸理性。

更多反思：
事實上，《十二公民》講的是哈貝馬斯式的故事。在社會成員並不具有共同的社會和觀念背景的情況下，交往實踐（溝通）雖然不必然成功，但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還是有成功的可能性。但一旦有效溝通得以建立並達到一定程度，它確實可以起到塑造個體和社會結構的作用。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要鼓勵個人對政治和法律（當然是在制度約束下）的參與。參與得越多，成功的集體思辨出現的機率就越大，進而也就越可能塑造理性的公民。所以，在今天的中國，不是我們缺少合格的公民，而是沒有足夠的制度、政治和社會機制來塑造合格的公民。只靠學校教育和工作的約束是遠遠不夠的。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