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但丁在《神曲》中如此描繪地獄：「啊！這森林是多麼原始，多麼險惡，多麼舉步維艱！道出這景像又是多麼困難！現在想起也仍會毛骨悚然，儘管這痛苦的煎熬不如喪命那麼悲慘；但是要談到我在那裡如何逢凶化吉而脫險，我還要說一說我在那裡對其他事物的親眼所見。我無法說明我是如何步入其中，我當時是那樣睡眼朦朧，竟然拋棄正路，不知何去何從。」如果說《神曲》中的地獄是恐怖駭人的，那麼戰爭無疑是人為的現世地獄。如果說但丁是迷迷糊糊到了地獄，那麼戰爭則是把一個個被迫的可憐人拋到彷彿被上帝放棄掉的絕境。
著名的戰地攝影師羅伯特·卡帕有一組廣為人知的攝影作品，名為《諾曼第登陸》，這組作品簡直是對殺戮慘狀的無聲指控。船上嘔吐的士兵、顫抖的士兵們，或許未曾想好自己來到世上的意義，也未和家人好好地道別，便被宏大的世界局勢捲入殘忍的戰爭中，在衝上河灘的剎那，即是與生命的永別。
在《拯救大兵瑞恩》從頭到尾的觀影中，沉重和陰鬱始終侵蝕了我的內心，我憋不出任何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為二戰找到合理化的解釋。在子彈穿透單薄身軀的時候，當一場登陸戰幾乎成了單方面居高臨下的大殺戮的時候，當同為人類的一份子麻木地殺害另一個人類朋友的時候，我困惑的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上帝到底去了哪裡？上帝愛人就像父母愛自己的孩子，可是如果上帝是仁慈的，他真的忍心看到這麼多鮮活的生命從此在這個地球上消失嗎？
姑且不去質疑用苦難來質疑上帝仁慈的充要性。戰爭最能夠讓人的宗教信仰堅定。一個國家的人會愈發堅信自己所信仰的上帝才是真的上帝，世界史上各民族迄今尚未終結用殺人武器進行神學辯論的傳統，參與者無一例外地認為唯有自己信仰的神才是唯一真神，希望與自己同在。歐洲天主教在200年間發動了九次十字軍東征，阿拉伯帝國征討印度及南亞而致11世紀印度的佛教徒幾乎被屠殺殆盡，近代天主教對新教的迫害……問題不在於戰爭的正義與否，而在於雙方借信仰之名，為了主宰對方的生活、剝奪對方的自由，為奴役而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便嘲諷過這種戰爭：「為了達到普遍一致的崇拜，他們用刀劍互相殘殺。他們創造上帝，互相挑戰：『丟掉你們的上帝，過來崇拜我們的上帝，不然就立刻要你們和你們上帝的命！』」
戰爭也最能夠讓人的宗教信仰動搖。正如拯救大兵瑞恩的八人組所疑惑的：「如果神與我們同在，有誰能抵擋我們？如果神與我們同在，那誰與敵人同在？」這樣的發問終於沒有帶上頤指氣使的口吻，終於把自身等同於世界公民的一員，設身處地地為敵方進行了假設。也難怪，戰後懷疑宗教、失去信仰的人數空前飆升。
在中國討論上帝是否存在是有風險且沒有意義的。在我看來，宗教雖有多種，但上帝卻只有一個，雖然他有很多名字，而這「一」個上帝，恰恰應該是全世界通行的美德與良知的集合。加拿大作家Yann Martel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小說中有個情節：派想同時信奉印度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和基督教，結果被他哥哥拉維嘲笑說：「照你這個速度，如果你星期四去寺廟，星期五去清真寺，星期六去猶太教會堂，星期天去基督教堂，那麼你只需要再皈依三個宗教，下半輩子就可以天天放假了。」也許拉維沒想過，對於派來說，信奉七種宗教並非天方夜譚，當然不是為了過週末，而是說派會認為值得信奉的宗教核心都一樣，就是崇拜真神，所以他動輒提及那位雜糅各宗教的「甘地老爹」。然而在戰場上，所有的認知都會退化到茹毛飲血的時代，所有的感覺都會自然而然被麻木，只要一息尚存，戰鬥與殺戮便是延續自己當下可以不惜一切代價達到的生命。可悲，或是可笑，如若把我們拋在那樣的戰場，我們又會怎樣抉擇，怎樣對待我們自己的內心？人心的問題，道德的問題不解絕世界便無一寧日。

影評中另一個更受爭議的話題，是用八個人的生命冒險營救一個人，這是否值得。在電影《火星救援》中，決策者將這一經典的火車扳道道德難題拋回給了太空人本身，而在《給加西亞的信》中，敬業忠誠地完成使命、對命令絕無二話的精神受到了刻畫和褒獎。回看《拯救大兵瑞恩》，為什麼瑞恩值得讓八名士兵冒著槍林彈雨去拯救？退一步說，假使拯救瑞恩這一行為代表的是人道主義的關懷，那麼達成這種關懷，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嗎？如果因此而陣亡的不是八個人，而是八十個、八百個、八千個弟兄，拯救瑞恩的行為是否還是合理的、還是會感動人的？
這一表面上是八比一的對照，深層卻是對道德思考的拯救，對「人性」給予了力透紙背的回答。我們常說生命無價，我們也說個人的得失在大局面前是微不足道，但我們終究要學會權衡，是信奉經濟實用主義的數量比觀念，還是堅定像馬基雅維里在《君王論》中所倡導的那樣：「只要結果是好的，就可以原諒一切過程。」
在這部電影中，士兵們的生命意識在慘烈的戰爭面前變得越來越強烈，士兵們對生命的渴求也越來越明顯。然而，當生命價值觀與人道主義觀相衝突時，強烈的人道主義觀念戰勝了個人主義的生命觀，他們終究選擇了付出更多的生命代價，來換取一名普通二等士兵的生命。米勒上尉說:「這項任務棒極了，意義重大，值得我全力以赴。而且我對瑞恩的母親感到深切的悲痛，為了慰藉她，我願意賠上我與部下的性命。」這不由得讓我想起《金陵十三釵》中，妓女們代替女學生們進入日軍的虎穴，這曾經引發人們對於高貴與卑賤的無止境舌戰。拯救瑞恩的任務、代替女學生的行為與戰場上的直面作戰十分不同，它是一場特殊到，唯有堅定的信念和對人性的尊重，才能促使在其面前放棄自己生命的任務。
就像《聖經》記載的約伯。他原來是一個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的人，但他虔誠的根基卻是很淺，因為他還沒有親眼看見神，他只風聞有神。等到試煉來了，他幾番猶豫就說出怨天尤人的話來，因而抱怨神「你向我變心，待我殘忍。」直到最後耶和華從旋風中向約伯顯現「誰用無知的言語，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使得約伯無法作答而感到自己的渺小，從而徹底的謙卑，順服在神面前說：「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我們聽過至善至美的大和之景，途中免不了風雨兼程的考驗，生存已是難題，而追求那虛無縹緲、可望不可即的至善，何日尚能來到？在戰爭中，野蠻和文明有時只有一步之遙，正義和非正義也不是涇渭分明，善良和信仰是如此不堪一擊，也終究明白，他們所拯救的不僅僅是瑞恩，還有自己回家的願望和家庭的圓滿，以及所有觀影人對個體的尊重和對人性的關懷。
 拯救瑞恩已經不再是值得不值得的問題，也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如何達到的目標指向。電影中似乎早就回答了我們的疑問：「有一天我們回首往事，會覺得拯救大兵瑞恩，是我們在這場混帳的戰爭中，完成的一件傑作。」 瑞梅爾殘破的橋頭，憨厚盡職的霍瓦斯中士面對著米勒上尉說出這番振聾發聵的話語，他柔和的眼神融化在了夕陽的餘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