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法效應

1.去除個人化。囚犯只有代號，使之有集體意識，集體歸屬感，儘快適應集體生活，適應囚犯生活。參見《浪潮》裡的統一服飾和logo。
2.通過不斷強迫對方做簡單重複動作，增強對方的服從意識。片中，剛開始，是讓囚犯不斷重複報數，疊被子，做伏地挺身。這其實和世界各地的武裝部隊的新兵訓練營做的差不多。新兵遭到虐待、羞辱，同時面臨巨大的體力和精神壓力，同時不斷被要求按照一個特定方式疊好被子，衣服。這麼做是希望士兵將來聽到更加重要的命令時，可以同樣不問是非的服從，方便被管理。
3.習得性無助。片中，一些囚犯在多次申請出去無果以後，自動認命，接受現實，再後來受虐的時候變得更加一言不發，只是機械的服從。
4.邪惡的平庸性。片中的獄警和囚犯實驗前都是身體、心理正常，沒有犯罪前科的普通大學生，他們的分組僅僅是拋硬幣決定的，但是最後反差卻很大。吳念真說，殘酷的生活太容易讓人暴露人性中的惡，在沒有法律約束和道德壓力的環境下，無數歷史印證了普通人變成野獸只要幾秒。善惡之間界限模糊，環境影響巨大，一個好端端的人在環境的push下，像一個被把玩的橡皮泥，從「好蘋果」變成「壞蘋果」。
5.人的社會性。人會在一套組織、規則中找定位、歸屬感、認可感，因此按照社會規則進行角色扮演。扮演獄警，要為了維持秩序管理囚犯，體罰囚犯只是規則中的一部份而已。監獄的集體化、去個人化，使獄警只是一顆螺絲釘，只需要服從上級命令進行管理，集體作惡使個人沒有負罪感。
6.權利的濫用。伊拉克美軍虐囚案中，獄警虐人上癮，享受權利帶來的權威性。
7.暴力合理化。片中，獄警覺得自己只是在按著規定管教囚犯，津巴多說自己創立這個實驗只是為了科學研究，然而他們都忽視了囚犯的痛苦，只為自己的暴力做合理化解釋。種族大屠殺中，施暴者根據達爾文的叢林法則，認定被殺者是劣等民族。文革中，迫害對像是走資派、黑五類、臭老九。通過給他人帶帽子，增強此人被殺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