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愛開始需要明證——異化的人與愛冷淡的社會前景

《龍蝦》中，除了男女主角模稜兩可、介於其中的愛戀之外，主要存在兩種極端的愛情形式：一是賓館代表的配對婚戀制度，二是森林代表的單身反抗制度。

一中的賓館是一種集權式、壓迫式的社會機器，它遵循婚姻為必須的社會構建標準，通過轉變或是謀殺「不正常者」（即強迫單身者成為夫妻、或是肢解他們使之變成動物，以排除婚姻社會），以維持人類正常社會（亦即電影中的「城市」）的運行——這樣履行著暴政的賓館，在哲學中的先例是福柯研究的精神病院，即維持權力正常運行、排除異己的機構；在電影中是《飛越瘋人院》的瘋人院場所，而的的確確，《龍蝦》中的賓館女首長，正是《瘋人院》中那個殘忍無情、無任何女性特點、甚至無任何人性的護士長的翻版。在這樣的權力機構中，其中的小份子面臨著荒誕的命運——成為卡夫卡筆下的格里高爾，那個被社會排除在外的金龜。

二中的森林是反對權力機構的「民間力量」，是一種反烏托邦的行徑，他們對強迫的婚姻制度不滿，並奮起反抗。正如領袖所言，「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即便時代更迭，社會的二元相抗的力量卻不會消失，所以，和所有反烏托邦電影（如最新的《瘋狂麥克斯》）一樣，森林派終究攻入了賓館派的內部。

那麼，既然兩種極端都有文學、哲學、藝術上的先例，那這部電影又如何新穎？這恰在於，它將古老的愛情話題引入社會視野，並在一定程度上，推動甚至更新了以同性戀為主體的性別政治鬥爭；它在發問：在這個時代或是未來的時代，愛情能否在異化了的城市人中廣泛散播，社會是否會對以愛情為代表的人類基本情感進行管控，以方便其冷血機器的運行？

悲哀的是，電影預示了這樣的悲劇，即愛情在未來的社會難以維繫，以致於出現了一種極端的情況——愛情不存在，所以伴侶二人必需要有相同點作為「愛情」明證：或是二人都會流鼻血，或是二人都是瘸子，或是二人都近視，或是二人都不在乎別人死活，或是二人都瞎眼……這樣的符號式的相同點，外在的所謂「共同特徵」，完完全全脫離了人性本身，不在乎感情，包括愛情，是黑格爾所言的「事實的生命」的存在意義，而非外化的衡量標準。的的確確，以上的不是瘸腿就是瞎眼的例子甚是荒誕——它們何以成為愛情的標誌呢？但是要知道，在當今的社會，大眾的認同仍然是：保時捷男才配迪奧女，美特斯邦威男只配特步女。故從符號認同角度而言，《龍蝦》的愛情與當今的愛情著實無異。

這樣的邏輯反過來依然正確，在尋找愛情的時候，如果沒有保時捷，怎麼可能和迪奧女產生感情？這些資本符號成為了愛情的先在條件，於是，一條鴻溝橫亘在人類感情交流中間，人們忽視彼此的存在本身，只看對方攜帶的種種「符號」，殊不知，情感與符號無關，只是與本心有關。

由此看來，愛冷淡的前景與人際的情感疏離有關，而人的情感疏離又是和人在都市的異化相關，儘管此中具體原因導演並未觸碰，但是影片中對「城市」的無數次強調讓人不得不如此歸因。在齊美爾的城市研究中，他認為在理性統治和金錢經濟主導的城市生活中，親密關係逐漸喪失，替代其的是冰冷的具體價錢的交換。（Money is concerned only with what is common to all: it asks for the exchange value, it reduces all quality and individuality to the question: How much? All intimate emo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person are founded in their individuality, whereas in rational relations man is reckoned with like a number, like an element which is in itself indifferent.——George Simmel「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電影的城市中，不能讓人忘記的一幕是：女人跪在地下，遭到城市中的「城管」對婚姻證書的苛刻審查，因為只有那一紙符號才契合著城市的發展邏輯，婚姻成為了城市的社會基礎，而未婚者則會被送到那個精神病院般的賓館隔離、消滅。如果說賓館是恐怖的權力機構，那麼它的母體恰恰是導演用零星筆墨涉及到的城市——而這些筆墨是神聖的點睛之筆。

儘管如此，一切並不完全是悲劇，愛情作為一種超越性存在，自然在電影中有超然的一面——男女主人公的手語創造即是明證。一般而言，人類行為的交涉需要語言的輔助與限制，然而愛情作為本質性、超越性的存在，卻可以存在於不同語言、不同人種之間。這樣的本質性體現在了二人獨創的手語中，即二人的初始對視與微笑生成了愛，再由愛創造了獨特的語言，而非先有語言，再表達愛（在這裡，語言上的示愛，因為不是本質性的情感本身，也被認為是一種外在的形式）。

不過，並非本質性的愛都不需要形式上的表達，再相戀的愛人也需要偶爾互贈禮品、互說情話來示愛，但是這樣的順序以及其中的邏輯不能搞反：有了本質性的愛，外在的形式可以附帶；但只有形式上的愛情互換，無論再多也換不來一顆真心。

同時，形式上如何示愛永遠受時代和地域所限——在如今，你從來不會看到老一輩爺爺老奶奶接吻示愛；而想要送花示愛的我們，總會選擇玫瑰，而不是菊花。所以，《龍蝦》中，儘管主人公彼此的本質的愛絲毫不用懷疑，但在形式上，他們仍然需要滿足那個異化了的社會中的形式之愛，即擁有一個共同點——在電影表現的社會中，這再合邏輯不可。所以，男主人公準備好選擇將利刃刺向自己的眼睛，女人靜靜等待，電影於是結束：

所以，他最終會在本質的愛上，再添加那個社會所必須的形式之愛的附庸嗎？





Ps. 對於最後一個問題，如果理解了我對本質之愛和符號之愛的區分，那麼愛的形式附庸如何選擇則純粹是個人化的了。如今的時代，如果說送一束花或買一套房是形式之愛的代價，那麼《龍蝦》男主人公面臨的代價則是損失雙眼——他如何抉擇反而並不重要，因為《龍蝦》畢竟是一部為了揪出愛情形式代價的社會原因的電影，而不是一部單純歌頌愛情的電影。
另外，簡單提下同性戀。同性戀題材，無論文學與電影，在當今中國甚是紅火，這當然是好事。不過我個人覺得任何從這個角度批判《龍蝦》的嘗試是無意義的，因為《龍蝦》的時代、社會設置，已經突破了同性戀的性別政治時期。儘管電影中仍然是同性戀/異性戀的二元簡單分類（在主人公登記性傾向的時候），仍是一種社會暴力（因為登記員完全沒有考慮雙性戀），但是這比起那個社會中愛情的整體塌陷來，顯然不是一個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