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直男癌的西部片

原載公號「虹膜」

《邊境殺手》是一部直男癌和西部片狀態混合的電影，雖然直男癌這個詞已經被用濫了，但艾蜜莉·布朗特飾演的FBI女警凱特在片中的角色作用就是如此：女性作為被觀看、或者觀看事件發生的角色，對情節發展幾乎沒有任何推動力。因為在雄性荷爾蒙氾濫的、毒販橫行的邊境地帶，女性的確是頂不上什麼用。

實際上，大多數的好萊塢作品其實都是直男癌式的，想想邦女郎，阿湯哥身邊的妹子們，還有各類超級英雄的女朋友什麼的，都是些主要負責美，次要負責被拯救的女性們。

而其西部片的一面，在於在脫離政府管控、邊界模糊亟待建立的墨西哥，本尼西奧·德爾·托羅飾演的桑德羅作為CAI緝毒小組的特聘戰略顧問，來到這個混沌之地，成為整場緝毒行動的掌控者，無疑就正是那個來到西部邊陲小鎮的正義牛仔。

桑德羅以他獨有的一套秩序與規則解決問題，試圖於無秩序和未開化中摧毀舊體制，建立起新秩序，即便這套個人化的規則制度同樣游離在灰色地帶。而西部片中執著於表現的對男性權力的構建與肯定，囿於家庭中充當母親、妻子和牛仔愛慕對象的女人們，本來也就是直男癌晚期的代表。

《邊境殺手》實實在在地執行了直男癌電影這一定義，凱特在團隊中，自始自終都未曾體現過自身的價值，她以自己的女性視角和敏感去觀看整場戰役，當然，作為非權力主體的她也只能觀看。唯一顯現出其女性魅力的一場激情戲，卻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作為誘餌，幾近喪命的結果，也用女性的魅力佐證了女性的無能。直到影片最後，她的被利用則將這種無力感徹底投入深淵。

凱特自始自終都在試圖尋找意義：自己之於團隊的意義，以及團隊行動的意義。

邊境在由此在片中具有了雙重的意味，它既是事件在地域上的發生點，指向廣義上西部的蠻荒；同樣也是正義與邪惡間灰色模糊地帶的表徵。凱特一直在需找的意義是對行為是否合法的邊界的不斷確定，而桑德羅的為達目的的種種手段則是對邊界的不斷模糊和徹底瓦解。

影片由演員之口不斷強調權力制度，但最後卻又利用著權力制度，來摧毀了權利制度本身，也摧毀了代表著觀眾視角的凱特對權力制度的原始認知。她的全部顫抖與無助，也是觀眾的顫抖與無助，她顫抖著索要香菸的手，從一開始起就是對男性力量的無聲妥協。

本片的攝影羅傑·迪金斯拍攝過《肖申克救贖》中那個著名的在大雨中呼喚自由的鏡頭，憑藉《囚徒》中那場雨雪夜的追車戲提名了奧斯卡最佳攝影，亦是《007大破天幕危機》中的攝影。這次他延續了前作《囚徒》里那種冷峻殘酷的風格，讓逼仄的隧道戲、夜視鏡中的槍戰、地平線邊的人物剪影交織出既節制又壓抑的肌理。這份微妙而敏感的，帶有視域限制而又關注細節的觀角也是從凱特的女性身份與感官出發的，女性眼中所見的暴力與血腥因為女性的敏感纏繞上了感性的觸角，現實在女性的感官中被放大，被銳化，同時也冷凍為帶有主觀情緒的，更為殘酷的現實。

說到殘酷的現實，大概可以說下好萊塢的製片廠體系中的女性狀態，到尚未提名的明年第88屆奧斯卡為止（今年也估計不會有女導演提名了），只有4位女導演獲過奧斯卡最佳導演提名，只有畢格羅一個人拿了這個獎，還是《拆彈部隊》這樣比男人還男人的戲。北美院線中女導演比例更是低得可憐，大概只有百分之三點幾，相比之下，我國的女導演比例，那是相當高了。

我當然對直男癌電影沒有什麼成見，因為即便女性作為被動者，故事也可以在男性的操控和女性的跟隨之下被拍得很好看，《邊境殺手》就是這樣一個例子，情節入扣，氛圍壓抑，情緒飽滿。雖然導演丹尼斯·維倫紐瓦是阿拉伯裔加拿大人，但被好萊塢明星、製片廠出品、英語對白包裹的《邊境殺手》，無疑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好萊塢作品。

該片能入圍坎城金棕櫚，據坎城評委會說，是由於移民導演維倫紐瓦在這樣的一部好萊塢作品中，沒有喪失自己的民族認同感。影片中展現的強烈的個人風格具有非常大的連續性，與導演前作《囚徒》和《焦土之城》對照看起來更為明顯。

如果說《焦土之城》直接在故事情節中體現了對故土的追尋——雙胞胎姐妹前往中東尋找未謀面的父親和哥哥。那麼《邊境殺手》里，維倫紐瓦則在凱特身上投射了部份自我，凱特身處異鄉和男性暴力鬥爭中的無力感，某種程度上，也是維倫紐瓦作為移民導演在美國拍片創作需要面對的搖擺的焦慮，那種對自己文化身份的認同，那種對母國想像的找尋。

 這是身處於多樣化的世界中的每一個人都會面對的，自我與身處地之間的斷裂感，那些背井離鄉者，維護原則者，文化守護者，或基於現實或基於希冀，在主流話語和掌權者的力量中搖搖欲墜，這種近似純粹的堅守和無力的找尋，不僅是女性的，也是活於當下的每一個人的。《邊境殺手》不過是看到了黑暗中的真實，再以女性視角把這種真實從黑暗中拽出來給我們看。而光明之下，黑色也愈發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