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為權利抗爭，其實是為尊嚴而戰

她們為權利抗爭，其實是為尊嚴而戰

《婦女參政論者》（Suffragette 2015）是一部關於女權覺醒的電影。當被問及「到底是什麼導致婦女權利意識的覺醒」這樣的問題時，我們可能會想到當時英國的時代背景，比如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世界大戰前的國際政治氛圍等，然而，電影並沒刻意從這些方面來展現。顯然，電影是想從人的內在因素來探究這個問題，那麼，這個內在因素會是什麼呢？在我看來，是人的尊嚴，是人性尊嚴的需要促使了當年倫敦婦女聯合起來為了自身權利而鬥爭的。

為了反映婦女權利抗爭之路，電影重點展現了一個不平等的世界，只要這些「不平等」沒有改變，婦女的尊嚴就無從談起。影片一開始就為這種不平等定了個基調。當女主角Maud在工廠工作時，外面喇叭里傳來某個政客的演講，大致是反對給予女性選舉權的，然而，反對的理由竟然是「婦女性格里缺乏冷靜，思想也不懂得權衡」。這是一種嚴重的性別歧視，歧視的理由雖在今天看來令人髮指，但在當時的倫敦，為此歡呼的吶喊聲卻響徹雲霄。這種「理由」是被社會廣泛接受和認可的，女性哪還有起碼的尊嚴，因為女性的特點就註定讓她們矮男人一等。更為嚴重的是，這個政客提供了婦女無需參政的理由，認為婦女的參政權完全可以由她們的父親、兄弟和丈夫代為行使。這種完全無視婦女獨立人格，將她們當作男性的附庸的論調嚴然是對所有婦女的一種污辱。影片一開始定此基調，無非是想告訴我們，不平等的世界是很難改變的；若要改變，只有爭取選舉權，因為選舉權才是改變她們命運的政治手段。

在這種不平等的基調下，影片著重介紹了女主角Maud從最初的權利意識萌動，到為自身權利鬥爭，到最後成為一個堅定的女權主義戰士心路歷程。她的每一次思想轉變無不與她尊嚴喪失為前提，她的每一次反抗又無不與她渴望的尊嚴密切相關。接下來，我們不妨對此稍作解釋。Maud本想聽Miller夫人在下議院的聽證發言，只因Miller夫人遭家暴後無法發言，她才被強行推上發言席。她雖無法對「選舉權」表達任何意見，但她解釋了她為何要來參加聽證會理由，即她希望「這一生可以換種方式過」。顯然，這是她權利意識覺醒的一個標誌。因為她已不滿意現在的生存狀況，她希望聽證會能夠促使女性地位的改變，從此她也可以行使自己的權利。權利意識的覺醒顯然與她經歷有關，她不滿現在的生存狀況但又不得不忍受同工不同酬男女差別待遇，她曾遭受工頭的欺侮但為生活不得不忍氣吞聲，她毫無家庭經濟地位，自己掙來的薪水只能交給丈夫保管。這些由於不平等導致的尊嚴喪失，顯然是她權利意識覺醒的重要因素。

她第一次參加女權主義者的集會不僅被警察大打出手，還被抓進監獄，她似乎認識到個人權利的獲得無法離開整體女性地位的改變；當她聽到丈夫說如果生的是個女兒就會跟她一樣的命運時，她便決定參加第二次集會，再次遭到逮捕，結果警察利用她丈夫來對付她，她終於被掃地出門，她對自己兒子的監護權（當然不是法律意義上）也被剝奪，從此她意識到個人權利無法在現有體制下獲得，她的尊嚴甚至無法從自己丈夫那裡獲取，於是她堅定地走上了鬥爭道路，正如她所說的：「如果法律不允許我見兒子，我就鬥爭到它改變為止。」顯然，她作為一名女性無法得到應有的尊重，作為一個母親無法感受應有的尊嚴，是她走上女權主義抗爭路的主要原因。

她兩次和巡警Mr Steed的交鋒充分說明她在為尊嚴而戰。當Steed想利用她為警察傳遞女權主義者活動的情報時，她不僅一封信拒絕了Steed讓她當內奸的要求，反而意識到了自己和男人擁有同樣的價值，因為既然男人為自由而戰是正義的，那麼女人為自由而戰同樣也是正義的，只不過戰鬥的領域不一樣罷了。此外，她也覺得自己可以和男人一樣忠誠於自己的信念而不背叛自己。顯然，這封信是一種尊嚴的表達，也是她贏得尊重的一個條件。第二次交鋒是她們炸毀財政大臣家在建別墅後，在監獄裡她和Steed警官的對話。這次對話，她不僅有尊嚴地駁斥了Steed警官的偽善（不想讓無辜婦女處於危險中，為何對暴亂中被毆打婦女袖手旁觀？），指責了法律的不合理（立法時婦女並無發言權），解釋了女權主義者暴力的合理性（戰爭是男人們聽得進去的唯一語言），甚至還封住了警官的嘴，表達了鬥爭的必勝信念（因為警察無法阻止佔全人類一半的婦女），而且通過這次對話，她似乎成功地贏得警官的尊重和同情，這可從警官與他上司的對話中，以及在賽馬場她和警官對視的那一幕上得到有力證明。顯見，兩次交鋒就是兩次抗爭，她是為尊嚴而戰，也是為了尊重而戰，更是為了女權而戰。

似乎可以肯定，本片的價值可能不僅在於展示那個年代的女權主義者的抗爭史，還在於它可警醒渾渾噩噩地生活在當代的我們：只要我們偶爾也曾有過「今生是否可以換種方式過」的想法，本片就值得一看。因為當我們有這樣的想法時，我們的尊嚴可能已受損，它也就預示我們尚有未盡的權利事業需要我們去奮鬥。（文/石板栽花 2016年1月8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