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不能永遠在極權主義之中生存

社會主義使人成為奴隸。-----阿克頓勳爵
政治哲學一直以來就是指導人們在組織構成中的重要思維方式和邏輯結構，而且政治哲學與自然科學也有非常相像的地方，一個科學衍生出來技術實踐的失敗可能導致一場不可逆的巨大傷害，比如；車諾比核事故，又或者是福島核電站這類事故，它背後科學範式的目的支撐是為了讓人更加便捷和更多獲得，而且人類發展科學的最主要目的是安全和生存，政治哲學也是一樣。但是，政治哲學的失敗可能帶來社會巨大的傷痛，其威力不亞於科學技術實踐的失敗，比如在一種理論的支撐下的有組織有計劃的屠殺 ，或者罔顧一種政治因素的平衡，執意使用一種技術科學所帶來的毀滅性的武器；核武器。這種災難比前者更為危險，因為，往往政治人物不一定是可以控制自身情緒，即便作為職業的政治家，他所能做的依舊是保證自己在最大理性的思考下與對方博弈。
18世紀的瘋狂帶來了對於革命一詞的各種詮釋，一場針對自身社會結構的破壞以及其衍生出的反抗方式正如同啟蒙運動學者們呼籲著不平等權利的再平衡和自然權利的再解釋，這種將過去宗教社會所壟斷的精神價值的否定，更多的是社會結構由此改變，人們已經不再相信「在世吃苦，來世富足」這一定論，因為天堂、神、啟示全部是人本身為了自身的慾求而創造的，那麼你憑什麼有權能夠通過繼承上輩人的義務所帶來的權力並在這種條件下無止境的享受其帶來的一切？所以，啟蒙之光吹散了這種精神寄託，人們開始尋找重新認識他人的方式，共產主義，也是其中的一種。
在人類歷史之中，還從來沒有像20世紀前半葉這樣發生巨大的變革，世界的體系已經逐步的形成，而文明在槍炮中得以延續，西方哲學與科學的強大實力讓所有其他文明都黯然失色，是的，即便人們抱有巨大的懷疑，但是你無法否定的是政治哲學的價值的體系開始由西方逐步推至世界，1917年的11月7日，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憑藉著卡爾·海因里希·馬克思的思想所帶領整個布爾什維克集團的暴動直接讓世界第一次感受到自身文明所遭受的威脅是如此之近，因為上一場法國大革命頂多衝擊的是西方社會，而共產主義革命的衝擊，甚至於它的發源地西方社會也為之一震，因為這太難以置信了，俄國的狀況和馬克思的革命理論一拍即合 ，但是俄國卻是無法完成馬克思所標榜的「共產主義」，很明顯，當一個你無法在有生之年能一堵其面容的社會制度的時候，當它還停留在一個構思狀態的時候，俄國人拿出來了，他們瘋狂的如同當年法國革命一樣輸出自身的價值觀，腥風血雨不可避免，各個底層的暴動者領悟了這一時機，紛紛起義，而不論它是否能夠走向成熟。
最後，一個個新的政權建立起來，但是正如同馬克思所缺少構思一個「廉價政府」那樣有一個知識分子集團來幫助這個共產主義制度建立骨骼和血肉，他們紛紛摒棄了馬克思的想法，認為它不過是柏拉圖理想國的老調重彈，或者是托馬斯·莫爾烏托邦的再敘。因為政治哲學當下的任務都還沒有完成，甚至於連菁英這一群體的集體啟蒙都沒有實現，思想家們在各自的理論對峙中不斷地爭辯。那麼，開始談論共產主義顯得有些不合時宜，或者說太早，也或許應該說他；卡爾·馬克思劍走偏鋒，不是循規蹈矩的繼承過去政治哲學家的研究再前進。但是，組織已經建立，結構已成事實，當政治哲學家們審視這個新生的國家的時候，他們紛紛報以否定，因為這不是新的組織架構，這不是尋求人自我價值實現的解放，它的本質來源於父權制，這是封建制的內在核心，這不符合啟蒙運動建立起來的人權觀念，這相當於開倒車，而不是往前進，如果它能夠一直存在，那麼政治哲學又將進入一個隱秘寫作的時代，人們必須再次為了一般自由而抗爭。所以，我們開始逐漸的接受另一個已在18世紀正式建立直到如今逐步結構的政治架構，我們很明白，我們不得不選擇這一制度，它不是最好的，但絕不是最差的。是的，這就是我們不得不尋求的rule of law(法治），因為我們很難在已經走過幾千年的人類歷史中去相信一個人的主觀判斷能夠是絕對符合公意的，所以我們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選擇法治，這恐怕也是柏拉圖在晚年不得不提筆再寫《法律篇》的苦衷。
我堅信人的終極政治哲學問題不是法治能夠解決的，但我們不得不空出一個空間給自己和他人，因為我不願放棄自身獨立判斷下應該享有的合理權利，我不想成為一個缺少義務卻被擁有無限權力的統治者所支配下的奴隸。
而極權主義的崩潰是必然的，也是不可逆轉的，因為人不可能終生將自己的權力交予另一個人，即便他看上去確實公正無私。
因為，
偉人往往都是壞人。-----阿克頓勳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