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冤案都是回溯療法的鍋（轉一篇關於撒旦恐慌的文章）。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我們在恐懼什麼？

如果你經歷過20世紀80年代，你也許能夠回憶起一些在那十年里改變了整個社會的奇蹟或恐懼。我們想要我們的MTV（音樂電視），卻也面對著沒完沒了的核毀滅的威脅。我們覺得我們的護腿和怪異髮型很性感，在日益增長的愛滋病的威脅面前卻嚇得臉色蒼白。

你可能會認為，不需要藉助想像，我們的頭腦就已經夠緊張了。我們很多人相信，秘密的、流傳甚廣的惡魔崇拜對於孩子的成長來說，是一種干擾甚至是折磨。

歡迎來到撒旦恐慌的世界，這是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人們真切感受到的現實。普通美國人的生活在戰爭中陷入某種新境地，在傳統價值觀與惡魔似的變態心理之間爭扎。不僅僅是無助的幼童和易受影響的青少年處境危險，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曾在過去面對撒旦儀式虐待（Satanic ritual abuse ，SRA）的折磨——瀆神的性儀式非常駭人，恐怕只有天才治療師才有可能將它們從我們壓抑的記憶中抽掉。

撒旦恐慌不僅對專業的犯罪學和治療學文獻產生影像，在那個年代，它在一個月裡即傳遍全世界，大眾傳媒也為之瘋狂。到80年代末，這種恐懼已經國際化，影像遍及大英帝國（the United Kingdom）、澳洲（Australia）、加拿大（Canada）、荷蘭（the Netherlands）和南非（South Africa）

當然，魔鬼之說子虛烏有。儘管有些人自詡為撒旦崇拜者，但他們只出現在撒旦恐慌的相關文獻中，人類歷史上從未留下他們的足跡。

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來說，它是一種道德恐慌——是由社會導向的集體恐懼心理引起的、像病毒一樣廣泛傳播的不安情緒，受各種文化衝擊的影響，比如媒體、倡導組織、宗教團體、政治家、小說和口碑等。

姑且將撒旦恐慌當作一束大大的鬼火。讓我們從文化因素開始，探索點燃這些火焰的的幕後之手。


這一幅版畫描繪了兒童遭受撒旦儀式虐待的情景。該照片來自1608年的作品——《放逐法師綱要》（ Compendium Maleficarum）

撒旦恐慌的根源

如果崇拜惡魔、猥褻兒童的秘密教派並不存在，那麼，撒旦恐慌究竟起源於何處呢？

要探得一個全面的答案意味著必須對整個西方歷史來一次深入、殘忍的探究，甚至會超出這個話題本身。但我們可以關注20世紀之前的一些關鍵因素，是它們定義了撒旦教的概念。

首先，讓我們面對現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活在充斥著信仰與價值觀的世界裡。我們都有看待世界的特定方式，也是這些世界觀定義了我們在這個複雜的人類社會中的位置。我們和持有相同世界觀、處在同等位置的人一起生存於世，其他人則成了「外人」。我們將世界一分為二，除了「我們」就是「他們」。

長期以來，相同觀念圈裡的人——即「我們」，都對「他們」的一切深信不疑。如果有需要，他們甚至讓圈外的人成為替罪羊。由於基督教教義主要關注天堂與地獄這對矛盾，將「他們」指為惡魔的超自然力便成了常用的策略。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了12世紀或更早前「血祭誹謗」——宣稱猶太人會綁架並謀殺基督徒的孩子，並取其鮮血以用於某些猶太教節日的宗教儀式。1475年的賽門特倫特（Simon of Trent）血祭誹謗甚至見證了一整個猶太人團體受折磨的經過，15名猶太男子因為義大利特倫托（Trento）一名兩歲孩子的死而被處決。反猶太主義暴力和道德恐慌傳遍了覺醒的歐洲。

也想一想15世紀的巫術迫害吧。歐洲人以此為名，折磨並處決了成千上萬無辜的歐洲人，聲稱這是為了消除與惡魔有關的巫術的威脅。正如前面的木版畫所描繪的那般，孩子們也在其中受到威脅。諷刺的是，孩子也因為巫術受審判甚至被處決。

可以肯定的是，猶太人和女巫都沒有在儀式中殺害兒童，但這些道德恐慌以及來自他們的歷史記載都促成了人們對這個秘密教派的誤解，它成了後來人眼中殺害兒童的「外人」。

黑彌撒（Black Mass，模仿基督教的彌撒祭拜撒旦）這類概念和一起參加夜半集會的女巫、惡魔，都產生於對受迫害者及「嚴刑逼供」下的懺悔的變態想像。這兩個概念和當時存在的儀式魔法的傳統在19世紀融合在一起，當時法國的浪漫主義藝術家和作家對巫術和撒旦崇拜很著迷。

到20世紀20年代為止，歷史上盛行惡魔崇拜的邪教都根植於西方文化。然而，這些邪教是滅亡了還是依然以某種秘密的形式流傳了下來呢？我們只需要了解點燃20世紀道德恐慌之火的文化背景以及社交焦慮。


撒旦教會（Church of Satan）的創立人安東·拉維（Anton LaVey）於1970年3月22日為新聞媒體展示一個小小的大氣魔法和儀式。©貝特曼/ Corbis

20世紀的撒旦恐慌之源

無論描述多麼含糊，超自然細節多麼不可信，血祭誹謗和女巫審判的史實都無可辯駁。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各種有悖常情的描述和版畫藝術。但很明顯，這還不夠。道德恐慌能夠最終成氣候，還需要什麼樣的文化背景呢？

首先，讓我們考慮一下小說的作用。歷史學家菲利普·詹金斯（Phillip Jenkins）指出，赫伯特·戈爾曼（Herbert Gorman）1927年的小說——《大袞廟》對撒旦恐慌的到來產生了關鍵影響。如今的人大都已經忘記了，在當時，由塞勒姆而來的惡魔崇拜既激進又富影響力。但純虛構的作品只關註上個世紀對巫術的著迷，當時的人們利用這些巫術在當代美國建立撒旦崇拜。該書吸引了很多讀者，也影響了不少極具號召力的作家，比如H·P·洛夫克拉夫特（H.P. Lovecraft）、羅伯特·布洛赫（Robert Bloch）和丹尼斯·惠特利（Dennis Wheatley）。

到了20世紀30年代，撒旦崇拜已經在黑色追緝令中找到了歸宿，並從中成長了起來。在20世紀60年代的恐怖電影中，這個主題越來越流行。越來越多的人因為喜歡1968年的恐怖電影《魔鬼出擊》（The Devil Rides Out）和流行的《魔鬼聖嬰》（Rosemary's Baby）而認識了撒旦崇拜。也是從那時開始，超自然的撒旦主題打入了20世紀70年代的搖滾樂市場，重金屬音樂則緊隨其後。它們都很酷、很刺激且反主流反傳統。它們也進一步推進了撒旦崇拜。

但這也僅是撒旦恐慌之前的虛構因素。現在讓我們考慮一些為撒旦恐慌推波助瀾的現實事件。

在19世紀的邪教崇拜的刺激下，阿萊斯特·克勞利（Aleister Crowley）在倫敦的黑彌撒在20世紀10年代的媒體中找到了支持。美國人通過閱讀了解這個陌生、嚇人的享樂主義者以及他舉行的儀式。1966年，安東·拉維在舊金山建立撒旦教會一事更是引來更多媒體的圍觀。教會的教義主要來自個人主義和無神論，除此之外它還用具有挑釁的舞台效果的邪惡儀式包裝自己：黑色長袍、五角星、蠟燭和裸體。

接下來是現實犯罪中的撒旦崇拜因素，素材取自偵查人員和犯罪者的小說和神話。早在20世紀30年代，警方已在思考祭祀邪教的動機。1969年的曼森家族謀殺案引起了媒體對撒旦動機的懷疑，1989年被判刑的連環殺手——理察·拉米雷斯（Richard Ramirez）在他的罪行和隨後的審判中公開的援引撒旦之名。魔鬼殺手已經成為現實。

僅有一些因素促成了隨之而來的恐慌。把事情逼上極端的是對兒童以及我們自己的緊急威脅。


在這張1990年拍攝的照片裡，我們看到亞特蘭大（亞特蘭大，美國城市）的費伊·耶格爾（Faye Yager），她建立了一個地下網路保護虐待兒童和惡魔崇拜中的受害者。

撒旦儀式虐待

15世紀的巫術理論家和審問者通過恐嚇和折磨得到證詞，因為通過這種方式得到的受害者的懺悔符合他們期望，甚至超過他們的期望，對超自然惡魔和放蕩也有控訴的理由。

那麼，在20世紀晚期，為什麼這些證詞口說無憑卻依然大行其道？為什麼理所當然的審問易受影響的年輕人？

到20世紀70年代晚期，虐待兒童已經成為美國媒體的熱點話題。綁架兒童、殺害兒童及兒童色情等報導在引起公憤的同時也令人作嘔。每一個有責任感的公民都無法姑息。1978年，瓊斯敦（瓊斯town）宗教公社的兒童死在了蓋亞那（Guyana，拉丁美洲）。該事使得現實生活中的宗教活動與虛構的撒旦崇拜之間的界限不再分明。

之後，在1984年，對加州麥克馬丁幼稚園性侵犯的指控以及漫長的審判，讓當代美國人牢牢記住了「撒旦儀式虐待」（satanic ritual abuse，SRA）。六年後，審判結果是無罪釋放和免職，但這場荒誕的官司確實在媒體中炸開了鍋。起訴人控訴說，很多老師都在以長袍、面具、五角星和祭壇為特點的儀式中對好幾百名兒童實施了性侵犯。

整個美國突然出現無數與麥克馬丁幼稚園相似的案件。事件通常都從指控現實的侵犯開始。接著，後續的調查往往挖出涉及面更廣的性侵事件。每一個案件都圍繞著那些主要問題，每一個易受影響的孩子都迫切希望恰當的描述出那些令人震驚的細節。

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很多案件中，成百上千的日間護理人員和父母都被指控性侵兒童。毫無疑問：邪教儀式上的侵犯已經演變成現實存在的犯罪。

但撒旦恐慌不僅給當時的兒童帶來威脅，對於過去的兒童來說也是一種威脅。畢竟，這樣一個聯繫緊密的秘密邪教把矛頭指向兒童已經不是一兩天的事了。可能，甚至連你的童年也可能曾被牽涉到殘忍的邪教儀式之中。你所需要做的僅僅是喚醒埋藏在心底的記憶。

這也是為什麼，20世紀80年代會有一場記憶再生運動，幫助我們理解我們的恐慌。支持者們認為，那些受傷的記憶——尤其是那些孩提時受到性侵犯的記憶—— 可能被埋葬在潛意識裡。儘管這些記憶基本被忘記了，但這些情感碎片仍然會對你的生活帶來消極影響。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讓治療師將這些記憶挖掘出來，用記憶恢復療法（RMT）進行治療。

這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大多數在童年時期遭受過性侵的受害者至少能回憶起事件的部份經過。即使是少數將整個事件都忘記的案例，後來也肯定能回想起來——但他們只能構建出似乎可信實則與真相相去甚遠的記憶，或者說虛假的記憶。

記住，記憶並不是紮根在石頭裡的，它的媒介更像是軟粘土：每當我們將儲藏的記憶抽取出來的時候，它們非常容易受我們自己或他人的操控。實際上，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家丹尼爾·沙克特（Daniel Schacter）識別出至少七種會影響準確回憶的因素，其中包括暗示的力量。幻想、社會環境和文化影像也能粉飾個人的記憶。這些記憶一旦被創造，就跟真的一樣，很難再被消除。

1980年的書《米歇爾記憶》（Michelle Remembers）幫助鞏固了公眾認知模式里埋藏的SRA記憶。該書由加拿大精神病專家勞倫斯·佩茲德（Lawrence Pazder）和他的病人（後來成了他的妻子）米歇爾·史密斯（Michelle 史密斯）合著，詳細記述了史密斯的治療經過：在一定療法的幫助下，她回憶起了20世紀50年代在溫哥華長期受折磨和侵犯的經歷。雖然該書最終名譽掃地，但它為很多SRA倖存者的回憶錄提供了模版，在當時也確實引起了媒體轟動。

也許你能夠看到喚回的SRA記憶的吸引力。如果你成年生活中遇到的問題是一些深埋的心理創傷引起的，又會怎麼樣呢？如果治療師能夠將它從你的心靈里提取出來——將它從黑暗中挖掘出來並且直面它，事情會是什麼樣呢？也許你還可以想像遇到一個好心的治療師，他（她）滿心熱情的為你抽取這些灰暗的記憶 ，無論這些記憶在撒旦崇拜的文化處境中被偽造得多麼巧妙。

也因此新聞頭條上充斥著邪教儀式和喪失記憶等報導。傑拉爾多·里維拉（Geraldo Rivera）1988年在黃金時段推出的特別報導——《揭秘撒旦的地下工作》和其它電視曝光展覽出各種「專家」治療師、執法老兵和SRA倖存者。

這些傳達的資訊很清晰：惡魔崇拜者就在我們身邊，他們熱衷於儀式性的侵犯，且借古老的邪教之名殺害我們的孩子。出於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和信仰的安全考慮，我們會轉移自己的視線，將很多痛苦最終歸罪於完全不存在的——「外部人」。


西孟菲斯（West Memphis），阿肯色州（Arkansas）當地的巨石陣，曾是年輕人聚會的場所如今已經廢棄，石頭上還有模糊的撒旦塗鴉。

撒旦恐慌之災

撒旦恐慌沒有導致大屠殺式的傷亡，但它帶來的傷害依然歷歷在目。儘管「恢復的」在儀式上受侵犯的記憶的惡魔本質是虛假的，但很多人依然不得不帶著這些偽造的痛苦記憶活著。更重要的是，正如之前提到過的，成百上千個日間護理人員和父母都曾經歷過SRA指控的創傷——由於被懷疑與一個邪教有關聯，他們被逐出家庭和社區。

然後還有服罪。一對夫婦弗朗西斯（Frances）和丹·凱樂（Dan Keller）在德克薩斯州做日間護理期間由於被懷疑有侵犯他人的做法，惹上了48年的牢獄之災，如今已服刑21年。該指控還涉及用於墓地祭祀的小老虎和鸚鵡啄咬正在「尿尿」的孩子。這是2013年的事了，他們最終因為缺乏證據以及錯誤的醫學證詞而被釋放。

西孟菲斯的三大案件可能是出自撒旦恐慌女巫追捕最著名的案例。1993年在阿肯色州的西孟菲斯，三名兒童遇害，最終三名當地青年被定罪。這起官司將注意力放在血腥的儀式上。此外，17歲的嫌疑人傑西·勞埃德·米斯凱利（Jessie Lloyd Misskelley）提供給警署探員的關於狂歡會和樹林中的動物祭祀的供詞也是關注點。2011年，三名被告獲得10年緩刑，均被釋放。此舉激怒了民眾，他們蜂擁而至，擠滿了長長的公路，對此次調查及其文化影響表示抗議。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撒旦恐慌的煙火已經在20世紀90年代消亡了。1994年，來自國家中心的一項關於兒童受虐和受忽略事件的研究幾乎毀掉了SRA的每一點的可信性。大量元研究只發現少數值得相信的孤案或成對的犯罪者使用儀式化的策略對付兒童，且不超過1/12000的事件能夠提供證據證明是和撒旦、性侵兒童的邪教有關。

合法的案件瓦解了。調查得不到任何結果。美國的大眾媒體雖然為傳播撒旦恐慌推波助瀾，但至少它也為撲滅這場恐慌之火出了一份力。到80年代後期，大多數主流新聞節目開始轉而抵制SRA的腳本。在1990年到1994年期間，揭露SRA成為新的熱點話題。

但是，這場大火難道就真的被徹底撲滅了？和所有餘燼一樣，這場火的熱度依然存留在孤立的亞文化及其國際化擴張的邊緣地帶中。你依然會發現牧師在譴責大眾媒體令人討厭的力量。直到今天，南非警署仍然僱用一個秘密的犯罪部隊以對抗國家出現的撒旦威脅。

道德恐慌還沒有消失。它是我們人性中的一部份。我們所能做的只是隨時警惕，了解有關的文化因素以避免這些火焰失控。

作者：羅伯特·拉姆（Robert Lamb）
文章連結http://e.edu.163.com/docs/99/2015082116/B1IDCEK99001CEK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