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諜之橋 Bridge of Spies, 2015

暌違三年，史蒂芬·史匹柏的新作《間諜之橋》如約而至。與他的上一部作品《林肯》相似，《間諜之橋》講述的也是一個人如何在洶湧的歷史浪潮中自處的故事。又一次，史匹柏用他教科書式的敘事和大師級的影像告訴觀眾，幾百年過去，什麼都變了，只有那部規則之書（the rule book）歷經風雨而不曾有絲毫動搖。

     有趣的是，當我們仔細觀察「憲法二部曲」——如果可以這麼稱呼的話，就會發現二者在多個方面上的高度契合和互補。比如演員，《林肯》的男主角丹尼爾-戴·劉易斯，三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得主，當代甚至美國電影史上最偉大的男演員之一；《間諜之橋》的男主角湯姆·漢克斯，連續兩屆奧斯卡影帝，當代甚至美國電影史上最偉大的男演員之二。前者飾演的，是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總統林肯，他通過干預立法鞏固國本，奠定了國之為國的萬世之基；後者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律師多諾萬，在行政和司法的罅隙之間尋求人之為人的善良與正義。這讓人確信，《林肯》的出現絕非偶然，《間諜之橋》與《林肯》的互文關係更非巧合。二者像齒輪一樣精確咬合，共同構成了斯氏影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成為了史匹柏至今為止最為克制、最顯厚重的壓艙之作。

     《間諜之橋》的故事發生在美蘇冷戰時期。在這一時期，由制度生髮的意識形態化身為武器，成為國與國之間對立的關鍵。由於兩國相互傾軋，美國國內的制度出現畸變，其行政板塊率先被蘇聯推向懸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和腐蝕。關於熱核戰爭的恐懼被極度渲染，官方在這一時期製造出大量的謊言欺騙民眾，以圖讓民眾堅守立場。例如片中出現的宣傳口號「Duck and Cover」（官方宣稱「趴下並把自己蓋起來」就能免於核彈威脅）和種種簡易避難所使用教程其實都曾真實存在，既讓人覺得滑稽可笑，又讓人感到不寒而慄。

     與此同時，煽動仇恨的言論伺機蜂起，在美國掀起了逮捕共產主義者的浪潮，司法就此成為了雙方意識形態對立的犧牲品和行政板塊的同謀。影片開頭部份多諾萬在飯桌上提到的「叛國者」羅森伯格夫婦，便因為「間諜罪」被送上了電椅。直到五十年之後，當時最重要的證人私下承認作出偽證，才終於還羅森伯格夫婦以清白。在此期間，多諾萬當然不是局外人。事實上，「叛國者」一詞正是多諾萬親口說出，而他本人（或一個本應「高大全」的主角）剛好就是個律師，可見時代對個人的裹挾已經達到何種荒唐的地步。

     也正是從這個角度上看，說斯氏的這部作品是一部非常典型的「美國主旋律」作品，大概是一種誤解或是「想當然」，因為它歌頌的不是任何體制，而是多諾萬與他的蘇聯朋友的剛正、冷靜和二人之間的信任、友誼。史匹柏和他的編劇科恩兄弟試圖說明的是，一個「挺立的人」（the standing man）不應以國籍和種族區分；信任、忠實、堅定、不屈，只會來源於人的內心與靈魂。《間諜之橋》正是以個人的美德來瓦解並替代以「國家至上」為原則的國家主義，而正是這些微不足道的個人的美德而非國家機器的強權與無所忌憚，才是整個國家的憲法的依據和根源。

     詹姆斯·B·多諾萬不是亞伯拉罕·林肯，他只是一名來自紐約的保險律師。《間諜之橋》頗富技巧地將多諾萬的職業設置成如此這般，不僅僅是出於現實的考慮，更是因為戰後的美國保險業經歷了一段爆炸式的膨脹，其間暴利不言而喻。在片中，多諾萬通過「耍嘴皮子」生生將五起事故說成一起，一方面固然凸顯了他以客戶利益為上的職業操守，另一方面也顯然指出了當時保險業的坑爹之處。而《間諜之橋》整個故事的發展，其實就是將多諾萬從以利益為準繩的保險律師重塑為憲法律師以致美國公民的過程。這麼說的意思並不是憲法律師比保險律師更高明、更神聖；相反，多諾萬的立場始終沒有變得「更神聖」，他始終站在客戶的一邊，這是職業的要求，更是法律賦予律師的神聖使命和義務。

     在這裡，史匹柏毫不客氣地指出了美國冷戰時期種種弔詭中最荒謬的一個——愛國責任（patriotic duty）和遵守法律居然開始相互矛盾，以致於當多諾萬努力維護憲法並行使律師的職責之時，受到的不是國民的尊重，而是冷眼甚至槍子。同樣遭人唾罵但卻以正面形象出場的還有莎劇演員馬克·里朗斯飾演的蘇聯間諜阿貝爾。他熱愛繪畫，目光堅定，自帶異於常人的冷靜和沉穩，一句「Would it help（這有用嗎）?」往往既讓人啞口無言，又讓人深深服膺。如果說電影對多諾萬的讚美還讓人懷疑其價值輸出的偽善，那麼影片對阿貝爾的讚嘆則足以徹底推翻這種想像。誠然，《間諜之橋》是有價值輸出的，但它的輸出方式遠比慣常出現在市面上的那些低劣手法更為精緻和複雜。

     作為導演，史匹柏用影像而非台詞呈現著他對多諾萬和阿貝爾的欽佩和讚美：舉例來說，影片甫一開始，阿貝爾便在給自己畫像。在畫像之中，他的嘴角微微下撇，一種桀驁不馴的表情躍然紙上。而在影片結尾，多諾萬則拿出了阿貝爾交給他的畫像，在這幅畫中，多諾萬的眉頭緊皺，儼然是在應付著這樁人命關天的案件。可以看出，兩幅畫像不僅在片中充當著道具和推動情節前進的元素，更發揮著重要的表意功能，因為「畫像」即「印象」，任何一幅畫像都傳達出畫家眼中所見、心中所思，而在更高的層面上來說：「下撇的嘴角」和「緊皺的眉頭」更是一種符號和象徵，指向著二人共同的不屈和執著。史匹柏將這二者分置於開頭和結尾，顯然是要說明，經過時間的洗刷和磨練，阿貝爾和多諾萬在精神上已經合二為一；至於成為了什麼，阿貝爾也已經說得清清楚楚——不偏不倚，正是「挺立的人」。

     影片中類似的細節還包括兩次出現的硬幣，第一次將阿貝爾送入了大牢，第二次則直接插入了毒針，放入每個參與訓練的美國飛行員的口袋之中……凡此種種，不一而足。豐富的細節和細節之下的種種指涉編織了《間諜之橋》的意義系統，使之在《林肯》那種本已豐富但略顯單純的文本資訊的基礎之上又向前邁了一大步，進化得更加優雅、體面，不像小廣告似的隨意張貼，讓人心煩意亂。

     除了對二人的共有品質進行刻畫之外，影片也不遺餘力地對比著二人之間的友情與國家及官僚的冷漠之間的巨大差別。從「Mr. Donovan」（初次見面，阿貝爾稱的是姓）到「Jim」（阿貝爾勸多諾萬小心，首次稱呼名）再到「Dear Jim」（二人在間諜之橋再次相遇，喜悅之情溢於言表），阿貝爾與多諾萬之間的關係從稱呼上便得以窺得一二；而在東德，檢察長哈拉爾德·奧特前腳說完「最高層談判才符合禮節」，後腳就把多諾萬晾在走廊里一個多小時，直到最後也沒再出現。正所謂「天下烏鴉一般黑」，其實當多諾萬對著中情局探員霍夫曼大罵「別這麼衝著我點頭，你個混蛋」的時候，哪個觀眾心裡都是一陣無法抑制的狂喜。

     影片結尾，城鐵上的大媽終於對多諾萬露出了一絲諒解的淺笑，儘管我至今為止仍然無法理解這個笑容的真正意涵。抑或，被諒解的難道不該是一直蒙在鼓裡的平民大眾嗎？不過正如多諾萬自己所言，別人怎麼想都無所謂，只要問心無愧。

     只有你不變，白紙黑字的憲法才不變，你國才會屹立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