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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諜橋 Bridge of Spies

间谍之桥/间谍桥(台)/换谍者(港)

7.6 / 327,548人    142分鐘

導演: 史蒂芬史匹柏
編劇: 馬特沙曼 伊森柯恩
演員: 馬克勞倫斯 Domenick Lombardozzi Victor Verhaeghe Mark Fich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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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瓜

2016-02-17 05:52:50

《間諜之橋》:規則是文明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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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質量:4/5
是否推薦:非常推薦
因為都是歷史,所以也沒什麼可劇透的

這部電影根據歷史上的真實事件改編。它講述冷戰初期,紐約保險業律師詹姆斯·多諾萬(湯姆·漢克斯 Tom Hanks 飾),為蘇聯情報員魯道夫·阿貝爾(馬克·里朗斯 Mark Rylance 飾)辯護。當時美蘇關係緊張,詹姆斯仍然秉持律師原則,為此備受輿論指責。後來,美軍U2高空偵察機在執行機密任務時,被蘇軍擊落,詹姆斯受僱於中情局,代表美國與蘇聯談判,與蘇聯交涉換囚條件,營救被劫持的美國飛行員蓋瑞·鮑爾斯。
電影的名稱《間諜之橋》,指的是格林尼克橋,位於德國哈弗爾河上,連接柏林和布蘭登堡州首府波茨坦。兩國最終就在這裡交換俘虜,該橋因此而得名。

如今,昔日的「間諜之橋」早已褪去冷戰的肅殺。

因為都是歷史事件,早已塵埃落定,所以片子在結局上沒什麼懸念。
片子在大的價值觀方向上也是美式主流價值觀,仍舊是熱情歌頌了美國的民主法治,順道黑一下蘇聯和東德的集權專制。
但這些不妨礙這部電影成為一部精彩的作品。影片在情節編織、人物塑造,以及通過它們所引發的思考上,都做到了極致。

電影開頭的一個小情節就設置得格外精彩,為整部電影做了註解:多諾萬的一個客戶是保險公司,結果一個投保人駕車不小心撞了五個摩托車手。保險公司保證投保人每次意外都會為其支付三百萬美元,於是摩托車手們的律師認為這是五次意外,應當理賠一千五百萬美元。
二人私下見面時,多諾萬不同意,於是兩人之間發生了一段頗具黑色幽默的對話。多諾萬舉例說:「如果我將保齡球瓶全部擊倒,就只算一件事,不是十件事。」


對方律師反擊道:「我的人不是保齡球瓶。即使你的人是那樣對待他們的。」

對方律師有一點毫無疑問說的是正確的:人不是保齡球;而多諾萬看上去毫無人性,只是玩弄概念和規則。
在多諾萬看來,那些受害人,他們當然慘;但不可能因為他們慘,就出賣自己客戶的利益。
而且,多諾萬一直不厭其煩地向對方律師強調:肇事司機不是我的客戶,他的承包人才是。
這個小橋段,成功地塑造出有關本片男主角多諾萬的兩個事實:他很在意規則,而且他在規則中游刃有餘。
這兩點對後面的情節也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正因為他在意規則,他才堅信每個人都有權被辯護,從而盡心盡力地為蘇聯間諜魯道夫·阿貝爾辯護;正因為他在規則中游刃有餘,他才能像把「五件事」變成「一件事」那樣,用一個蘇聯間諜換回兩個美國人。

影片對多諾萬如何秉持律師規則有很多描繪:拒絕向中情局透露客戶資訊、質疑檢方的證據獲取程序、積極上訴、遭受輿論指責和暴徒攻擊不為所動,等等。
當阿貝爾問他,想不想知道自己是不是間諜時,多諾萬回答:「這並不重要。」

這與日劇《勝者即是正義》中的古美門的觀點如出一轍:「不管他殺沒殺人,都和我無關。」

就算當事人親口描述,也不一定是真相——真相,永遠不可能為非當事人知道。

因此只有相信程序正義,相信規則。這裡不是蝙蝠俠的哥譚或是夜魔俠的地獄廚房,法外正義,不可取。

但《間諜之橋》可不是科普法治精神這麼簡單,庭審這件事只佔了電影的前半部份。
《間諜之橋》與《勝者即是正義》的不同點在於,前者還涉及到國家安全。被告不是什麼普通的犯罪嫌疑人,而是國家公敵。
傳統的法制規則在這裡適用嗎?非得證據確鑿才能治罪嗎?
時值冷戰高峰,美蘇劍拔弩張,國際社會是一個無政府的社會,幾無規則可言,大家都為利益不擇手段。希望多諾萬透露阿貝爾資訊的中情局特工霍夫曼就說:「這件事沒有規則的。」

為了一點點虛無縹緲的信念,不懲處國家的敵人,那不是傻嗎?大部份美國人都這麼想——從特工、到當過兵的警察、到法官、到多諾萬的小兒子。
但多諾萬不這麼看。他指出,世界各地的移民成為美國人,是因為遵守憲法。「我們遵守規則,才成為美國人。」「我們的氣度,不就是這場冷戰中最有力的武器嗎?」

第二點,多諾萬上訴時指出,阿貝爾只不過是為國效力而已。

搭配著多諾萬的演講,電影穿插了美軍U2高空偵察機起飛的畫面(這種穿插對比電影后面還會多次用到),在為多諾萬的演講做註解:他們做的事情,我們也在做。你們希望蘇聯人怎麼對待我們的人?

這兩點聽上去可能還有點「聖母婊」,那麼接下來,多諾萬還有第三個理由:讓阿貝爾活命符合美國利益。因為兩國愈演愈烈的情報戰必定會在日後導致美方情報人員的被捕,從統計學上講幾乎無可避免。今天我們處死了蘇聯人,明天蘇聯人就會處死我們的人。

這裡就顯示出多諾萬不只是個「聖母婊」,還有大智慧了。大部份美國人被國家宣傳的仇恨蒙蔽了雙眼,以致於不能看到最符合美國利益的做法。
對等的、成熟的國際政治是紳士的遊戲,紳士的遊戲必然要講規則。而當時美蘇剛剛開始冷戰,關係還不成熟。多諾萬在影片中是最早認識到這一點的,也是最善於利用這一點的。所以他提議留阿貝爾一命,建立一種交換規則,這樣對雙方都有好處。說到底,大家不過是互相刺探,沒必要搭上一堆人命。
國際社會上,外交也好、情報戰也好、戰爭也好,無非都是大家想爭一口飯吃。在過去,這種利益分配通常由戰爭來完成,所造成的結果也常常是兩敗俱傷。所以,人類一直致力於以越來越文明的方式解決爭端,以致於連最不講規則的戰爭都有了戰爭法,就是為了儘量減少生命的損失。
儘管大家常常破壞規則或者利用規則漏洞,但有規則,哪怕是潛規則,就比沒有強;正如邪惡披著偽善的外衣本身就是正義的勝利一樣。
因此可以說,多諾萬完全順應了歷史趨勢。但,一個普通人,在沒有規則中堅守自己的規則,從沒有規則中創造出規則,這真正是一個大寫的人。即使這背後是美式主旋律,也依然不令人生厭。

本片的男配角,蘇聯情報員魯道夫·阿貝爾,同樣大放異彩。他戲份不多,卻讓人印象深刻。比如,很難想像他繪畫那麼好卻是個情報人員。
被捕後數次被問到緊不緊張,而他常回答的一句話是:「那有用嗎?」

自始至終,淡定自如,並且也像多諾萬一樣堅持自己的原則。無怪兩個人會惺惺相惜。

說句題外話,這位阿貝爾在這個故事裡可能是個配角,但他在歷史上絕對是個主角。
他真名威廉·奧古斯特·費舍爾(俄語:Вильям Генрихович Фишер),生於英國,在那上學。他善於偽裝,精通數門外語,擅長攝影繪畫,這些技能使他成功地扮演了各種不同角色。
他是20世紀最神奇的間諜大師,在二戰中就已經立下汗馬功勞。他是克格勃上校,被稱為「當代諜王」。西方情報機關稱他為「千面人」。美國人直到放他走,也不知道他的真名。
回到蘇聯後,他受到表彰,不再從事一線工作,而是投入到培訓工作中去。
他在二戰末期的事蹟被蘇聯作家尤里安·謝苗諾夫改編為小說《春天的十七個瞬間》,1973年被改編成12集同名電視劇,上映時萬人空巷。80年代末中國中央電視台引進,同樣廣受好評。此劇目前豆瓣評分高達9.3.


說回電影。如前所說,這部電影有很多巧妙的穿插對比。
一是在阿貝爾被判處三十年監禁時,美國民眾憤怒了,大叫:「以上帝之名,為什麼不處死他?」

而蘇聯人判處美國飛行員鮑爾斯十年監禁時,場面更加毛骨悚然一些:全體起立鼓掌。
顯然除了多諾萬以外,沒有人尊重規則,也看不到規則帶來的好處。
二是多諾萬在東德坐城鐵看到試圖翻越柏林圍牆的人被打死。
回到紐約,他坐城鐵時又看到孩子們愉快地翻柵欄玩兒,沒有子彈呼嘯,沒有鮮血飛濺,陽光如此明媚。美國特色資本主義道路優越性盡顯。
三是交換過程中,多諾萬問阿貝爾:「你怎麼知道你回去他們怎麼對待你?」
阿貝爾回答:「看他們是擁抱我還是讓我進汽車后座。」
結果鮑爾斯回來,戰友熱情地擁抱他,而阿貝爾則進了汽車后座。


但這段是強行黑一記,因為歷史上阿貝爾也是接受了同志的擁抱,並且事後被給予表彰。
而且諷刺的是,儘管鮑爾斯受到了戰友的擁抱,中情局還是對他不理不睬。

其實歷史上,鮑爾斯回到美國後也受到指責,因為他沒能啟動飛機的自毀機制,也沒有服毒自殺。但最終他被認定「在危急情況下表現良好」。
從各種對比中,能看到影片對蘇聯和東德的黑,有正常黑也有強行黑;也能看到對美國的自省,自省中透露出驕傲——儘管我們有這麼多毛病,可我們的制度、我們的規則,終究能創造出大寫的人,這些人會創造更好的制度、更好的規則。
無論你認不認同這種驕傲,《間諜之橋》都是一部好電影,傳遞出的精神是非常正面的。它沒有明目張胆地(像一些國產主旋律那樣)站在政府角度向觀眾灌輸美式主旋律,而是講普通人的故事。它採用了總體上冷靜克制的鏡頭語言,通過對兩個身處不同陣營的個人——尤其是對普通人多諾萬的塑造,成功地展示了他如何艱難行走在一條法治精神、愛國主義、國際主義殊途同歸的道路上。
他是一個小人物,卻是一個在國家利益與歷史洪流間搏擊的、堅守自己原則、並最終改變了世界的小人物,這一點尤為讓人動容。這種感動,是跨越信仰、跨越政治立場、跨越人類所有分歧的。

參考資料
百度百科:格林尼克橋、魯道夫·阿貝爾、春天的十七個瞬間
Wikipedia:Glienicke Bridge,Francis Gary Powers
豆瓣電影:間諜之橋、春天的十七個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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