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公民》：人性的自我審視

       影史經典大多體現幾個價值/意義：作為里程碑的歷史價值，作為藝術作品的美學價值，作為意識形態載體的現實價值。金無足赤，一部作品即使沒有顯露出三者，或者三個價值無法具有相當高度，也能因某一價值突出而成為經典。1957年的《十二怒漢》並非依靠情節取勝，它的經典更多源於其現實意義——陪審團制度的理念普及，以及個體如何拋開在外部環境潛移默化影響下持有的慣有偏見，從而實現理性對待問題、寬容對待他者。與第一個現實意義相比，第二個現實意義是超越時空限制的，即使不觸及法律，它依然是所有個體都無法避免的問題，這也是《十二怒漢》不斷被改編的重要動因。

一. 從扁到圓的人物塑造
       《十二公民》的創作者徐昂在對《十二怒漢》再創造的過程中選擇非常精準。所有的案件供述情節都忠於原文本，通過組織模擬法庭的設定解決陪審團制度的前提，使十二人的爭論得以展開，這兩項處理方式都是相對簡單的，以致於後者被一些觀眾以難以融合為由加以詬病。但正如徐昂所言，他本意並非討論法律問題，只是想表現「十二個人在一起為什麼不能好好說話」，可見，人物是其改編創作中的重要環節，而有了這些肩負意識傳達任務的不同形象，上述所提及的第二個現實意義才能在這個基礎上得以演繹。
如果說還有什麼比爭論情節佔據的電影篇幅還要更大，必然是從衣著打扮、言行舉止到鏡頭機位等對十二樣性格無處不在的細膩刻畫。以7號人物（小賣部老闆）為例，他的打扮絲毫不講究，脖子上卻戴著極為顯眼的金色鏈子，開場很容易給人以暴發戶的印象，隨著情節進展，他的急躁脾氣以及見風使舵的作風逐漸顯現，讓觀眾對其越發厭惡；同理，3號人物（計程車司機）自始至終偏執得令人髮指，毫不動搖地堅信證詞證據的同時不斷口出而言地反駁與自己立場相反的人物，言語中不時透露出的絕對父權觀及雙重標準也讓人感到排斥。然而最終，當他們用依舊不友善的口吻道出內心對自身遭遇的埋怨後，觀眾卻能在這份不友善中找到了同情和原諒的出口，也達到了影片企圖讓觀眾自我審視的效果。觀眾在片中不斷產生對特定人物的反差印象，以及片中人物的剖白與宣洩，都是人物逐漸從扁形到圓形的立體化過程。

二. 先入為主的偏見消解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城市中的「貧民區化」現象持續惡化，與貧困人口相關的就業問題、犯罪問題，家庭問題等成為社會的關注和輿論焦點。《十二怒漢》針對貧民區殺人案展開爭論的設定，無疑是一次立足於現實且諄諄善誘的自我審視。《十二公民》的改編遵循這個軌道，將案件轉換為離我們這個時代這個環境更加貼近的富二代殺人案，相應的，原版電影中以犯罪嫌疑人為代表的遭受惡意與偏見的指向群體也從貧民轉換為富人。
日常生活中，這些隱藏在潛意識裡的主觀態度不會一直表現，有的時候它們甚至隱晦得連個體也不自知。現代社會中電視、廣播、網路等輿論傳播平台某程度上不僅讓更多的人隨波逐流，也鞏固了某些不理智的私人成見。用一件殺人案將人類固有的偏執面展現出來，甚至提升到生命的境界，這並不是誇張，恰恰是肩負使命感地點醒世人，自身所持有的難以察覺的偏見不僅僅是一種存在於個體心智中的認知，它是有強大影響力的，足以置人於死地。
而在爭論的過程中，偏見的受害者還涉及到諸多群體。比如10號人物（北京房東）對河南人（外地人）爭奪教育資源的不滿，以及從「你得看他（指犯罪嫌疑人）是什麼人教育出來的」這樣的話語中所透露出來的優越感；比如4號人物（房地產商）因資本家身份及與女大學生交往的私生活所遭受的言語攻擊和公開猜忌；比如8號人物（老爺子）因年紀而高度缺乏存在感……這些都是相對的「小偏見」的主客體呈現，都通過人物的嘶吼與爭吵展示在觀眾眼前。

三. 結語
       《十二公民》與《十二怒漢》相比，影片基調有顯著差別，後者因黑白的顏色效果以及極大篇幅困在狹隘空間裡拍攝的視覺效果而顯得更為壓抑苦悶，一直到片終主人公走出法院才有「重見天日」之感。而前者雖然也有小篇幅的天氣變換來映襯爭辯環境，但與其說壓抑，不如說是緊張激烈，整體而言依舊是明亮的，空間也相對寬敞，結尾更是重點提升這種溫暖、積極的基調。雖然這樣的感動帶有一絲故意與不自然，但《十二公民》在精彩完成對原文本核心精神的再詮釋的同時，還披露了許多本土問題，比如企圖向「不合群者」實施壓迫性服從的專橫，比如漠視規矩、目中無人的自我定位，比如形式主義的行動綱領等。這些都使得影片充滿了反思性和引導力，它的核心、文本、人物都抓住了《十二怒漢》的精髓，該保留的原封不動，該變換的恰如其分。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