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內心的光束

　　今年奧斯卡獎，最佳影片獲獎呼聲最高的是《荒野獵人》和《聚焦》，最終《聚焦》獲獎。
　　從技術來看，《荒野獵人》精彩的攝影和表演讓我讚嘆不已，從頭到尾都是精湛技藝的享受。相比之下，《聚焦》在技術上要簡單得多。這基本上是一部靠對白支撐起來的電影。場景大多是室內的有限空間，鏡頭語言並不復雜，使用大量的正反打和慢速推拉。靠著行進間的對話等場面調度技巧，以及劇情本身的張力，整部影片並不顯得單調。但這一切，從技術上講，並不比拍電視劇困難多少。在一些優秀的電視劇，例如美劇《白宮群英》、《新聞編輯室》中，都用了類似的手法。影片的色彩有意採用偏向灰黃的色調，有做舊的感覺，卻讓它更像電視劇了。
　　但是，如果我選最佳影片，我會跟奧斯卡的評委們一樣，毫不猶豫地選擇《聚焦》。因為這是一部能深入我內心，讓我感動、也讓我思考的電影。
　　
　　生活就是這樣？
　　
　　光芒總是從黑暗中射出，這部電影是從灰色的一幕開始的。影片開頭，時間是1976年。一個長鏡頭跟隨警官進入波士頓警察局11區分局，警察們正在處理神父性侵兒童的案件。警官和地區助理檢察官都強調要把媒體遣散。警官漫不經心地稱，當時神父是在受害者家裡「幫忙」。鏡頭進入會客室，教區主教正在安撫受害者，讓他們不要再追究下去。受害者母親神情焦慮不安，4個孩子渾然不覺地忙著畫畫。檢察官對主教惟命是從。緊接著，鏡頭來到警察局門外，主教和檢察官上了同一輛車。雖然影片省略了受害者最終的反應，但顯然主教已經達到了他的目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整個官僚系統都失去了它的中立性，跟宗教權威聯合起來壓迫普通的受害者。受害者一家人在這種處境下，不得不接受主教的條件。
　　但我只能說這是灰色的一幕，而難以用更貶義的詞來形容。因為，對官僚體系屈服於權勢、將正義棄如敝屣、只求息事寧人的局面，我們已經見得太多。官僚體系還經常會振振有詞地告訴我們一個理由：維護權威有利於社會穩定。所以看了這一幕，我們心中只是會不安，而實在難以激起義憤了。很多人甚至會覺得，這就是生活，從來不會那麼完美。
　　這就是生活？電影后面的故事對這灰色的一幕發起了反擊。
　　
　　專業主義的激情
　　
　　神父性侵兒童案重新受到關注，是出於很偶然的原因。《波士頓環球報》前任總編退休，新總編是母公司紐約時報集團派來的巴倫先生，這位資深新聞人一手開啟了對神父性侵兒童案的重新調查。但這位巴倫先生出場時，卻讓我覺得很是擔心。
　　我們看到巴倫和「聚焦」版主編羅比在一家餐廳見面。羅比向巴倫介紹起聚焦版的情況：這是一個4人組成的調查報導團隊，往往要花幾個月時間確定一個選題，再花一年時間完成一個調查報導。這是一個成本相當高的新聞運作模式，只有大型媒體才能負擔得起。我們也知道，傳統大媒體的很多重量級報導，就是由這種深入、紮實的深度調查產生的。但當今的現狀是，網路、電視等新興媒體興起，媒體業更多地追求短平快，願意潛下心來做深度調查的媒體已經不多了。所以，當巴倫總編談起報紙要應對新興媒體的挑戰時，我著實捏了一把冷汗，不知道聚焦版深度調查的傳統是否能繼續下去。
　　但巴倫總編很快打消了我的疑慮。他在任職第一天的編前會議上，提出對神父性侵兒童案重啟調查，並指定聚焦團隊負責。有個細節，當聽說聚焦團隊的傳統是自主選題時，巴倫平靜地問羅比：「你們能考慮這個選題嗎？」足以看出這位總編的領導風格、他對專業的尊重。
　　在這裡，巴倫先生體現出的，是他作為資深新聞人的敏銳感覺。他是一位外來者，對本地的社群結構、人情世故並不了解，但他憑著新聞人的洞察力，從報紙以往的報導中能立刻覺察到神父性侵兒童案有更多的真相、更多的意義可以發掘。這個時候，巴倫所做出的判斷其實是一個基於新聞專業的判斷，與道德關係不大，因為他對案件涉及到的人及其處境還沒有直接的體認。
　　但僅僅是這種新聞專業主義的素養和堅持，已經相當難能可貴了。從編輯們的介紹里，巴倫總編已經了解到這項調查的困難：關鍵檔案被教會封存；本地宗教氣氛濃厚，公眾不願配合調查；線索真假難辨，並且掌握線索的人難以合作。但巴倫仍然要求聚焦團隊開啟調查。可見在新聞專業主義的激情之下，真相是高於一切的。聚焦團隊接手這項調查任務之後，記者們也很興奮，全心投入，不遺餘力。總編和記者的專業主義激情撞擊在一起，一拍即合。
　　開始挑戰教會之前，總編還去見了發行人。在美國的平面媒體中，發行人就是老闆的代表，負責媒體的商業運營。當然，大媒體中發行人和編輯團隊之間保持一定的獨立性，以避免商業利益影響到媒體報導的公正性。當巴倫向發行人提出，希望起訴教會以獲得檔案公開時，發行人提醒他：報紙53%的訂戶都是天主教徒，他們會注意到報紙和教會的衝突。巴倫僅僅回應道：「他們會對我們的報導感興趣的。」看到這裡，我又一次緊張了。發行人在商業上的考慮，會不會影響到編輯團隊即將開始的調查呢？結果，發行人只淡淡地說了句OK。獨立編輯、尊重專業的媒體傳統又一次獲得了勝利。
　　正因為媒體強大的獨立傳統，和新聞從業者內心的專業主義激情，《波士頓環球報》對神父性侵兒童案的調查得以順利啟動。
　　
　　道德的火苗
　　
　　調查過程中遇到重重困難，記者們依然堅持。漸漸地，他們心中已不僅僅是專業主義的激情在澎湃了。
　　首先是有性侵兒童劣跡的神父人數增加。已知有劣跡的神父人數，從1人增加到13人，再到可能的87人，最後定格到經確認的70人。受害者當然也在增加。大規模、成體系的劣跡在記者們內心造成震動。當然，對受害者個體來說，數字沒有意義。但是，對第三者來說，暴行的規模大小，所造成的心理衝擊是不一樣的。
　　然後是與受害者的接觸。記者們從受害者代理律師加拉貝迪安和受害者互助組織SNAP入手，採訪到了多位受害者。記者們與受害者交談，面對面傾聽他們的心理創傷。神父性侵兒童案的後果具體地呈現在眼前。
　　最後是情感的外推。
　　記者馬特在梳理有性侵兒童劣跡的神父名單時，發現其中一個神父正好住在他家附近，他在自己家冰箱上貼上提示，告訴孩子們不要接近那幢房子。他意識到，危險就在自己身邊。
　　記者薩夏去找一個有過性侵兒童劣跡的神父，在神父家門外看到騎單車經過的男孩們，她意識到每一個兒童都是潛在的受害者。
　　羅比拜訪母校的校長，希望了解某一位神父在學校擔任冰球教練時性侵學生的情況，他向學校校長說：「我們只是幸運而已，我和你都是。」因為校友們都參加過運動隊，所以他直接訴諸個人的經歷，讓對方知道案件與所有人都有關係。
　　記者麥克拿到主教對神父性侵兒童案知情的關鍵證據之後，羅比卻決定暫緩報導，進行更深入的調查。麥克非常激動，他說：「他們早就知道，卻縱容這些事情發生在孩子身上。這可能發生在你身上、我身上、任何人身上！我們要揭露他們，讓人們知道沒有人能逍遙法外，不管是神父、主教，還是教宗！」這個時候，記者們已不僅僅是在做一份工作，他們已經擁有了強烈的道德責任感，他們知道自己在為追求普遍的正義而努力。
　　這是一個清晰的、道德情感得以建立的過程：從抽象的數字，到具體的人，再到普遍的道德和正義。
　　而這份強烈的道德責任感是從對專業成就的追求開始的。他們起初只是為了報導真相，最終卻擔負起了追求正義的使命。可見，雖然我們經常區分專業主義的激情和道德主義的激情，但兩者並不是二元對立的。新聞記者的專業是報導真相，報導真相的目的是維護公共利益，這樣很自然地，專業主義的激情和道德情感連結在一起。
　　
　　正義使人團結
　　
　　記者們調查神父性侵兒童案是從兩個人入手的，一個是受害者代理律師加拉貝迪安，另一個是受害者互助組織SNAP的負責人菲爾·薩維亞諾。這兩個人以前的名聲都不太好：脾氣火爆、虛張聲勢、偏執。但最後的結果證明，這兩個人提供的線索都是真實的，對記者們的調查很有幫助。
　　記者麥克為了接觸加拉貝迪安，很費了一番功夫。他數次拜訪加拉貝迪安，都被對方以「太忙」回絕。原因是加拉貝迪安曾經與媒體接觸，並沒有得到理想的效果，並且受到教會多種方式的打壓，自然使他產生了戒備心理。麥克第一次見加拉貝迪安時，兩個人坐在辦公桌的兩邊，大部份鏡頭都是單人鏡頭，加拉貝迪安的表情和語氣很不耐煩，可見他內心對麥克的戒備。但隨著調查深入，加拉貝迪安漸漸相信《波士頓環球報》是認真調查神父性侵兒童案的。後來麥克與加拉貝迪安在餐廳裡、在法庭外面會面時，兩人的距離近了很多，大多數鏡頭都是雙人鏡頭，可以看出，共同的目標使兩人的關係逐漸親近、相互信任起來。
　　菲爾雖然從一開始就很配合記者們的調查，但他很急躁，第一次見面就激烈地批評媒體的冷漠。在調查中間，他和記者們還發生了一次信任危機。因為「9·11」事件的發生，記者們暫停了對神父性侵兒童案的調查，菲爾卻認為他們半途而廢，提出要終止合作。最終，記者們用行動證明他們堅持到了最後，菲爾推薦的受害人和專家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這兩個人一開始都很不好相處。人與人性格有很大的差異，但一般情況下性格差異不會形成交流的障礙。可是一旦某個人執著於從事主流社會不歡迎的行動，比如揭露教會的真相、與權威為敵，那麼主流社會就會把他的性格缺點放大，把他歸入瘋子、偏執狂一類社會邊緣人的行列。而這個被邊緣化的人，為了得到主流社會的注意，不得不使用更加激烈的話語和手段，這樣他在主流社會眼裡就顯得越來越偏執。這是一個互為因果、互相激盪的螺旋。犬儒和冷漠把人們分裂開來，讓人們互不信任、無法溝通。
　　但是一旦主流社會中有人從麻木中驚醒，不再冷漠，開始同情這些邊緣人的訴求，與他們一起為追求正義而努力，那麼人與人之間就可以重新建立信任，團結在正義的旗幟之下。這就是為什麼，在別人眼裡不可理喻的加拉貝迪安和菲爾，卻成為聚焦團隊記者們的重要合作夥伴。正義使人們團結起來。
　　
　　正義不會太晚
　　
　　羅比拜訪他的老朋友、教會代理律師吉姆，請吉姆確認有性侵兒童劣跡的神父名單。吉姆在思想鬥爭之後，滿足了羅比的要求，但向羅比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我們都知道發生了什麼，當時你們在哪裡？為什麼過了這麼久才行動？」
　　在報導發表之前，編輯部的會議上，羅比也向同事們提出這個問題：「我們有各種線索，為什麼沒有早點行動？」
　　這是一個令人尷尬的問題。事情就在我們眼皮底下悄然發生、露出端倪，我們卻都認為它不值得關注，直到它慢慢發展，釀成嚴重後果。
　　當時為什麼沒有行動？這種情況經常發生，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會拿這個問題來拷問自己。
　　沒有行動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恐懼——我害怕我要對抗的那個龐然大物給我致命一擊。比如懶惰——我不想因為追求一點「與自己無關」的正義，而給自己本來平穩的生活帶來麻煩。再比如自私——沒有同情的能力，不覺得別人的苦難跟我有什麼關係。等等。全社會每一個人的冷漠聚集起來，形成一道冷漠之牆，把人與人隔絕起來，讓每個人都躲在牆後，安然享受自己的一點空間，而把正義擋在牆外面。
　　但這部電影告訴我們兩件事。
　　一是，也許冷漠之牆並不是那麼堅硬，它只是一層窗戶紙。儘管波士頓天主教勢力非常強大，宗教氣氛濃厚，誰也不願意輕易激怒教會，但是在記者們真誠的探訪之下，還是有一些受害者、知情者願意站出來說出真相。有的受害者一開始並不願意回憶當年的細節，但後來甚至願意讓記者透露他們的名字。報導發出後，更有無數受害者打電話到報社說出他們的故事。窗戶紙被捅破之後，恐懼和懶惰被驅散，人們迅速把是非觀、正義感重建起來。
　　二是，追求正義從來不會太晚。雖然從影片開頭那灰色的一幕起，已經過了20多年，但經過人們的努力，正義仍然得以伸張。記者們的報導得到世界性的反響，給教廷帶來巨大的壓力，迫使他們面對和處理神父性侵兒童的案件，避免更多的兒童受害。雖然有諺語說「遲到的正義就不是正義」，但這總要好過正義從未被伸張。
　　
　　從專業的激情到正義的使命，《聚焦》這部電影冷靜、理智地講述了新聞從業者揭露真相、追求正義的故事，感動了無數觀眾。片名叫「聚焦」，它不僅僅是聚焦一個真實案件，更是聚焦於人們內心的光束。正是人們內心的道德之光聚集起來，刺破歷史的黑暗，引領社會進步的車輪滾滾向前。
　　但說實話，《波士頓環球報》的記者們還算幸運，他們是在一個有強大新聞自由傳統的地方工作。在另外一些地方，推動社會進步遠遠沒有那麼容易。比如在巴西電影《菁英部隊》中，女記者的慘死就是影片中最駭人的一幕。據「無國界記者」組織統計，2015年全世界有110名記者被殺害，54名記者被關押。所以在很多地方，追求正義需要更大的道德勇氣。越是如此，就越需要我們心底那束道德之光。只有內心的這束光，能讓人們戰勝恐懼、驅散自私，團結起來，勇敢地行動，充滿信心地迎接光明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