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枝雀靜》：一隻樹杈上思考存在的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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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星期二嗎？」疑問是因為被肯定，卻又想著要去否定。修理店的老頭開了店門，說了一句：「又是星期二。」極其肯定地向自己，也向路過的人說起今天的日期，彷彿是不容修改的存在。而路邊等待公交車的人似乎都預設了今天是星期二，只有那個站在最中間的男人有些不安了，「我以為是星期四。」以為是一種置疑狀態，它可以分叉成兩條思考路徑：今天就像被別人說過的那樣，的確是星期二；又像是自己曾經記得的那樣，是星期四。看著左邊，看著右邊，看著沒有公交車經過的前面，旁邊的人笑著，是滿面春風迎接像修車店老人所說的，開始星期二的全新一天？還是嘲笑男人竟然連最簡單的日期都要記錯？所以，男人也笑了，尷尬地笑：「但感覺就像是星期四。」尷尬的背後是自我否定，卻又需要尋找一個下台的藉口。沒有人認識，當然也沒有人會記得他弄錯了時間，自我否定變成了自我肯定：今天的確是星期二，今天一定是星期二。

從星期二到星期四，從否定到肯定，到底隔了多少時間，到底存在多少尷尬的理由？「一種持續時間記錄的喪失，就會有混亂。」肯定的星期二，否定的星期四，之間缺失了什麼？是的，是星期三。當大家都確定今天是星期二之後的星期四的時候，忽然過來一個來給自行車打氣的男子，他自顧自打好了氣，臨走時卻對所有等車的人說了一句：「又到星期三了。」然後騎車走了。空氣凝結在那裡，微笑凝結在那裡，尷尬凝結在那裡，星期三，彌補了老頭的星期二和男人的星期四之間空出的位置，彌補了否定和肯定之間的混合狀態，但是，「又是星期三」是真正持續時間的記錄，還是一種肯定的否定？沒有日曆，沒有鐘錶，時間從每一個不同人的口中說出，到底誰是正確的？誰已經誤入了歧途？

沒有人再說什麼，沒有人再提到時間，沉默而尷尬的狀態，是有聲音傳來的，那是鴿子咕咕的叫聲，在公交車之外，在修理店之外，在景框之外，也在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之外，卻變成了言說者，變成了觀望者，甚至變成了裁決者——一隻坐在樹杈上思考存在的鴿子，它用特別的方式俯視那些人，俯視這個疑惑，俯視日常生活。鴿子在說話，鴿子在思考。那一隻鴿子曾經出現在偉大的尼德蘭畫家老勃魯蓋爾的名作《雪中獵人》里，可是他們不叫它鴿子，叫它鳥，在鄉村生活里，鳥兒停在樹枝上，看著一群打獵歸來的獵人。獵人出門打獵，最後的結局卻是空手而歸，一無所獲是對這個冬天的描述，可是那些鳥兒分明覺得現在更像是春天，沒有收穫的春天，「他們正在為過冬而做準備。」鳥兒看見了獵人，可是獵人卻沒有看見鳥兒，在樹杈上俯視獵人，就是俯視人的生活和生存，就像聽說了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四的不確定之後，它們在高處一定會思考和自己有關的生存。所以，鳥兒變成了思考者，比人站得高，比人會說話，比人更確定時間。

鳥兒或者鴿子，是不被人看見的，人也無法理解鴿子存在的意義，那個患了唐氏症候群的胖女孩並不羞怯地上台，朗誦的是一首關於鴿子的詩歌，她說，鴿子落在樹梢上，她說，它一邊休息一邊沉思，她說，它在思考「它沒有錢」這一事實，她說，然後它飛走了。她最後說，詩結束了。老師為她的勇氣鼓掌，胖女孩沒有微笑地走下了台，反倒是另一個調皮的男孩在舞台上上上下下，他一定是沒有聽過這首詩，一定沒有看見過鴿子思考，當然也沒有欣賞過那副最著名的畫。

鴿子在樹杈上，鴿子會咕咕叫，鴿子思考存在，可是鴿子到底在哪裡？在星期二、星期三或者星期四的鏡頭外？在一首敘述代替了抒情的詩歌裡？還是在一部由39個場景構成的電影裡？沒有出現鴿子的形象，卻成為一種言說的主體，鴿子就像是身後的導演，就像是俯視的上帝，在存在意義的思考里不露身卻總是製造著終極價值。而在這鴿子被俯視、被言說的世界裡，在沒有記錄持續時間的混亂里，只有人活在那裡，他們坐車、打氣、微笑、他們朗誦、鼓掌、調皮，卻總是在一種尷尬里遭遇現實的問題，在尷尬里找不到確定的東西。

星期二、星期三或者星期四，真正的時間在哪裡？那個酒館裡坐著1943年的客人，年輕的人在中間，最裡面是兩桌軍人，穿著海軍和陸軍的制服，是的，1943年是關於戰爭的，但是沒有槍炮聲，只有動聽的歌聲，那個服務員性感漂亮，她在小杯子裡倒上酒，然後唱起了《光榮之歌》：「你可以喝到免費啤酒，如果你給哥德堡Limping Lotta酒吧女孩一個吻的話。」當歌聲響起的時候，那些坐在後面的軍人起身，也一起唱起了《光榮之歌》，然後列隊走上前來，和服務員親吻、擁抱，拿走一杯杯的酒，而在服務員和軍人之外，是看著他們的顧客，他們沒有唱《光榮之歌》，沒有喝免費的酒，當然沒有起身，沒有親吻，沒有擁抱，他們彷彿是1943年之外的人，彷彿誰都和戰爭沒有關係。

是的，即使1943年在遙遠的時間裡，這家酒館卻一直存在，後來的客人變成了在孤獨的角落裡獨自飲酒的男人，酒館要打烊了，服務員將椅子整理到桌子上，他卻在那裡喝酒，嘴裡說著：「我這輩子都很貪婪，這是我不快樂的原因。」沒有人於她對話，他像是一個遺落在1943年、曾唱起過《光榮之歌》、曾給服務員帶去一個吻、曾喝過免費啤酒的人。後來的客人也變成愛喝啤酒卻耳聾的老人，服務員走到他的跟前需要大聲對他說話，他才顫巍巍地說出一句：再給我來點啤酒，而最後當他拄著枴杖離開的時候，當服務員為他穿上外套的時候，他也像是一個從1943年過來的人，經歷了戰爭？經歷了別離，經歷了傷痛？在時間被改寫的生活里，他只能獨自一個人走出酒館。後來的客人也變成了穿著軍裝的失落者，他拎著一個皮包，卻總是錯過時間，曾經他在酒館門外的時候，一直在給別人打電話，但是最後得到的資訊是，聚會取消了。他在三分鐘的徘徊之後無奈消失在街道上，而這一次走進酒館，他為的是聽一場演講，但是站在櫃檯前邊的他，又錯過了這次的演講，「我出門的時候，天上下著大雨，然後我回去拿傘，但是家裡根本沒有傘，我再次出去卻錯過了公交車，我只好淋著雨過來了。但是在門口我看見了告示，演講取消了。」沒有趕上，是因為自己遺忘了東西，就像時間，1943年早就過去了，但是他穿著軍裝，是不是以為自己還活在那個時間裡？

錯過了時間，錯過了時代，一身的軍裝帶來的不是歸宿感，而是缺失感，這裡不是1943年，不是戰爭年代，不是約會和演講的必然時間。可是，戰爭和時間真的會在一種持續記錄中不被弄錯？在另一個酒吧里，是現代的裝飾，是現代的顧客，是現代的啤酒，可是門被打開，從外面進來的是兩個穿著古代裝飾的士兵，他們一聲號令，將裡面的女顧客都趕了出去，之後街上走過成批的騎兵，他們正在趕赴前線，而走進酒吧的是當時的瑞典國王查理十二世，他從馬背上下來，踩在那些僕人的背上，士兵為他倒好水，並且異口同聲地說：「國王陛下駕到。」他們是瑞典軍隊，開赴戰爭講和俄國人交戰，年輕的國王喝了汽水，忽然要求酒吧裡的服務員參加他們的軍隊，「睡在國王的帳篷旁邊。」然後他們出發，雄赳赳氣昂昂騎著馬走向必勝的前線。

可是，後面當他們回來的時候，卻是那些受傷的士兵，酒吧的門再次被打開，馬背上的國王卻已經奄奄一息，「國王陛下駕到」的口號如出一轍，卻彷彿是一次反諷，「一半的江山被俄國人奪走了。」士兵說：「要是我們有足夠的馬，要是那天不下雨……」「那天下雨了嗎？」問題在尷尬中突然沒有了回答，那天下雨了嗎？疑問是因為沒有確定的時間，那天是哪一天？是征戰出發的一天？還是那個提著箱子忘了雨傘錯過了公交取消了演講的軍人失落的一天？戰馬和制服，都是戰爭的一部份，而不管是查理十二世的軍隊，還是1943年唱起《光榮之歌》的服務員，他們似乎都在好戰的日子裡遇見了那一場不確定的雨，然後便是失敗，便是錯過，而當勝利的渴望最後變成「寡婦面紗將是你的禮物」的歌聲中哭泣的女人的時候，尷尬變成了一種荒謬。

荒謬的存在，是將人變成了一種工具，生與死，愛與恨，勝與敗，或者都是一個不知道是星期二還是星期四，甚至可能是星期三的現實。所以當「人性的三部曲」以「死亡的約會」形式出現的時候，裡面只有虛偽和孤獨，只有殘酷和悲劇。三個死亡約會的場景，男人在大雪飄飛的冬天和妻子準備了一桌的好菜，他站立了一會，然後打算開啟那一瓶葡萄酒，可是他怎麼也打不開，用雙腿夾住，用腳踩住，似乎都無能為力，而最後，他撫摸著胸口，無聲地倒在地板上，廚房裡的妻子卻自顧自地準備著另外的美食；醫院裡的老人用手抓住那隻從家裡帶來的包，裡面是珠寶、首飾和7萬元錢，她叫她的女兒拿來，為的是一起帶到天堂去，可是進來的兒子卻對她說：「你要去天堂了，爸爸在那裡等著你，你不能帶著這些錢去。」走過來要奪下她手中的包，但是老人死命不肯，一場爭奪戰在老人生命的最後一天爆發；一艘渡輪上，一個付錢買了鮮蝦三明治和啤酒的顧客突然心臟病犯了，倒在地上一命嗚呼，服務員問：「他付了錢，這些東西怎麼處理？」然後她對著那些站立著看這一幕發生的顧客說：「你們誰要啤酒？」一個胖子走上來，拿走了那杯啤酒，自己喝了起來。

三個死亡的場景，或者都和貪婪有關，在一種冷漠的夫妻、母子爭奪和免費飲酒過程中，死沒有了任何尊嚴，不僅尷尬地表現了人性，也變成了對於人存在最無情的解構。戰爭的尷尬，時間的錯失，死亡的卑微，都在荒謬中變成了諷刺，而當瑞典國王查理十二世變成歷史，當1943年變成歷史，現實意義上的人，如何找到生存的意義？其實，在時間的錯亂中，不管是歷史，還是現實，都變成了鴿子俯視的一幕。而在這虛偽、孤獨、殘酷的存在中，山姆和喬納森似乎是唯一帶著自己的名字，活在現實意義上的人，他們看見了查理十二世出征的場景，看見了穿軍人制服的男人失落的背影，看見了那些死亡相約的主角，而看見之後，他們卻也陷入了真正尷尬而荒謬的存在里。

他們是一對推銷員，推銷的東西包括「吸血鬼牙齒」、「獨牙叔叔面具」等搞笑產品，但是除了他們自己戴上他製造點笑聲之外，沒有人會買他們的東西，他們進入一家文具銷售點，老闆說，我們的店不需要；他們賣了產品去討錢，女人卻傳達丈夫的意見：我們沒有錢；他們住在廉價旅館裡，卻被人逼債，「你們必須兩週之內還錢！」他們被生活逼迫，那些搞笑玩具卻無法為他們製造笑料，他們迷路，他們哭泣，他們陷在一種無力掙扎的現實里，而喬納森經常做一些可怕的夢，他預感到自己會和父母在天堂相遇。在廉價旅館裡，喬納森的那個夢似乎是可怕的，一大群的黑人被軍人趕進了巨大的銅柱了，然後關上門，點上火，大火在銅柱下面熊熊燃燒，而裡面的人似乎在被炙烤，這是一種滅絕人性的酷刑，但是銅柱的外面裝著各式的喇叭，所以裡面的慘叫聲最後變成了一種動聽的音樂，而在音樂聲中，對面的那些遺老們手拿著酒杯，像是觀賞一處演出一樣慶祝著。

軍人和黑奴，燃燒和死亡，那個刻寫著「波利頓」字樣的銅柱卻也是瑞典悲劇的象徵，這是一家發現了金礦的公司，卻一直幹著罪惡的勾當，而在喬納森的夢中，它甚至變成了民族恥辱的象徵，那些黑奴被炙烤，慘叫聲卻置換成了一種音樂，是戰爭的殘酷，還是人性的泯滅？而這些在喬納森看來是「可怕的事情」，曾經就在歷史中，在現實里發生著，而每個人都無法逃脫這樣的奴役，無法避免這樣的悲劇。而夢就是現實的巨大隱喻中，那些互不關聯的39個場景卻慢慢變成了一種存在的群像：兩個推銷員走進餐館，坐在旁邊的是一個正在喝啤酒的顧客，他剛從一家理髮店逃出來，而理髮店的老闆是從幹了15年的渡輪中辭職的，「因為眩暈。」而那艘渡輪中就發生了心臟病客人猝死的事件；推銷員聽軍人述說被取消了演講的遭遇，軍人曾經經過的那家餐館裡，坐著的客人，一邊是在醫院和母親爭奪皮包的兒子，另一邊是跳弗拉門戈舞的胖女人和她騷擾過的男青年……他們都穿插在不同的場景中，彼此都有著不被人知曉得故事，而每個人似乎都難以逃脫存在的困境。但是在這困境面前，他們唯一可以安慰別人，安慰自己的或許就是那一句話：「我很高興聽到你很好。」

舞蹈老師騷擾男學生，當男學生憤然離開的時候，門外打電話的清潔工說過；渡輪的船長給別人理髮之前，站在那裡接電話時說過；夫妻在家裡，丈夫坐在桌子旁，妻子在廚房間打電話時說過；那個一手拿著槍一首拿著電話機，懺悔的男人也說過；那個用猴子做實驗的工作人員，對著窗戶打電話時也說過……「我很高興聽到你很好」在不同的場景中被說起，但是都是在電話中，在看不見對方的故事裡說起，像是在安慰一個缺席的人，而在這種安慰中，他們連自己也缺席了。

今天是星期二？是星期四？還是星期三？查理十二世的征服和失敗，1943年的歌曲和啤酒，現實的死亡和推銷，這是奇異、荒誕、冷峻、幽默、疏離的場景，卻也是被連接在一起的生存，而那隻鴿子在樹杈上，發出咕咕的叫聲，或者並不是為了言說，並不是一種啟示，因為對它來說，隨時可以飛走，但是在這孤獨而荒謬的世界裡，在這虛偽和變異的生活里，人生存或者也還需要一種希望，陽台上吹著泡泡的兩個女孩，坐在嬰兒車上被胖女人親吻小腳的嬰兒，以及躺在遠離城市的沙灘上的情侶，或者他們是被遺忘的，沒有進入歷史，沒有進入夢境，沒有進入酒館，但是在遺忘中他們卻可以獨立地成長，卻可以逃避荒謬，卻可以真正確定今天是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卻可以不打電話真正在未來說一句：「我很高興聽到你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