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安：一個人就是一部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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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又稱女權主義，是指為結束性別主義、性別剝削和壓迫，促進性階層平等而創立和發起的一種社會理論與政治運動。女性主義者除在對社會性別關係進行批判之外，也著重於推動社會性別底層（如女性、跨性別）的權利、利益與議題進步。
女性主義的觀念基礎是認為，現時的社會建立於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男權體系之上。女性主義理論的目的在於了解不平等的本質以及著重在性政治、權力關係與性意識之上。女性主義探究的主題則包括歧視、刻板印象、物化（尤其是關於性的物化）、身體、壓迫與父權（男權）等。
女性主義電影是女性主義理論批評的一個分支，其基本內涵為從女性的視角、體驗和思維方式出發，對抗男權中心的電影表達對女性形象之剝奪。此種「女性形象」是指被客體化的女性身份，即女性女性的存在是依附於（烘托）男性的存在，並不具備獨立意義和主體性。
在《視覺快感和敘事電影》中題為「女性作為圖像，男性作為看的承擔者」的一節中，穆爾維間接地陳述了她的結構原則：「在一個由性的不平等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為主動的/男性和被動的/女性」。顯然，穆爾維在主體（觀眾/主角）和客體（敘事電影/圖像）之間建立了一種二元關係，在這種關係中，主體被聯繫到主動的/男性的位置，客體則被聯繫到被動的/女性的位置。
男性中心的文化下，女性想要打破這種被觀看，被客體化的位置，勢必會對長久以來被男權中心影響下傳統（大眾）觀念的挑戰，勢必會造成大眾的誤解和打壓。因此在此意義上，一個自我意識覺醒，嘗試自覺、自省、自立的女性勢必會與現實產生矛盾和衝突。
針對女性主義電影批評所總結的「被類型化、符號化、被邊緣化、被建構」的女性特徵，女性主義者們藉助與主流敘事相對立的電影模式，從多重視角解析女性自身特徵、生活現狀、心理軌跡，實現對男權電影的顛覆與反抗。
德國女導演，新德國電影運動代表人物之一的瑪格麗特·馮·特洛塔，一直將鏡頭對準女性主義者，努力描繪堅持自己生活方式的堅強女性。這種對敘事主題的強調，體現在她的每部影片當中。2012年最新上映的《漢娜·阿倫特》展現的就是德裔猶太女哲學家人生中的一個重要階段。1977年，處女作《克里斯塔‧克拉格斯的第二次覺醒》關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社會現實對女性成長的影響。1978年拍攝的《三姐妹》側重在女性的內心生活，情緒和感情的描繪。1981年，榮獲第38屆威尼斯金獅獎的《德國姐妹們》則是通過表現一對德國姐妹的不同命運，揭示德國社會的政治現實和歷史關係。在馮·特洛塔看來，「如果電影真的存在一種女性的美學形式，對我而言，它只能存在於對主題的選擇，乃至於我們以誠懇、尊嚴、敏感、體諒的態度，對待我們電影中呈現的人們和我們所選擇的演員。」
《德國姐妹們》在選角上就力道十足，朱麗安和瑪麗安姐妹都有所影射。妹妹瑪麗安的原型是古德倫·安司林，1977年懸樑自殺於牢房的德國紅軍旅女領導人。紅軍旅是1970年代建立在德國的一支左翼恐怖主義組織。1977年，由於活動猖獗，導致聯龐德國發生了大規模的社會危機，史稱「德意志之秋」。此時，正值新德國電影運動時期，電影創作情緒空前高漲，大量電影人將目光聚集於此，拍攝了如《德國之秋》等大量與之相關的電影作品。但依舊無法掩蓋一個尷尬的事實，即這些作品主要是「男性視點」。一個領導層都能達到男女平分秋色的組織，卻在評論和反思時，出現了「一邊倒」的情形。這當然不能讓女性主義大將，導演馮·特洛塔安心。
於是，一部把現實中各個不同方面融為一爐的嘗試誕生了。她在一篇為報紙寫的文章中說道：「《德國姐妹們》表現兩個方面，既從內部也從外部去觀察。」顯然，外部是一個「冷漠、壓抑的五十年代」的聯邦共和國，同影片中的兩位主角一樣，馮·特洛塔就是在這個年代成長起來的。正如她在闡述自己的影片時說道：「要嘛在這個年代窒息而死，要嘛用暴力求得自身解放。這兩位婦女最後就是這麼做的，雖然以全然不同的方式」。一個加入了1968年組建的婦女解放運動，為逐步改變生活環境而努力工作，自食其力。另一個起初屈從於資本主義的生活觀念，後來轉入了地下政治鬥爭，被當做恐怖份子抓入監牢，最後自縊於獄中。戲劇人物對於現實人物的影射，直截了當的將自己的態度暴露出來。
姐姐朱麗安不明妹妹死因，追溯妹妹所走的道路，料理喪事，這是馮·特洛塔從內部的觀察。在姐姐整個追溯的過程中，我們無法看到瑪麗安實施恐怖活動的真正性質和鋃鐺入獄的直接原因，只有一組閃回鏡頭表現出了妹妹在兒童時代就有一種要干恐怖活動的動機。兩姐妹在學生時代看到了阿倫·雷乃的《夜與霧》後，瑪麗安對她所看到的景像十分厭惡和憤怒，以致於她不得不跑到盥洗室去嘔吐。妹妹死後，朱麗安一心想要發現和探索妹妹死去的原因和生活目的。可是在影片的呈現中，這種煞費苦心的哀悼方式就變得複雜了起來。它不再侷限於個體，更是對二戰後德國人選擇逃避的痛斥。
在姐姐朱麗安的回憶與現實的交錯中，妹妹瑪麗安的人物形象搭建起來。在回憶中，中學時的聯歡晚會，她激進的性格已初現端倪，拒絕少年的邀請，獨自走進舞池，翩然起舞，完全不把在場所有人放在眼裡。在課堂上，頂撞老師而被趕出教室的瑪麗安，依然可以悠然自得的抽菸，享受這份難得的悠閒時光。
現實中，則是姐妹二人的幾次相遇，因為妹妹的特殊身份，每次的約會地點都幽閉肅靜，這正映襯了德國當下嚴肅的政治環境。兩人交談時的舉手投足，都暗諷了西德的高壓氣氛。由於兩者不同的政治立場，溫和派的姐姐和激進派的妹妹並不珍惜機會，每次相遇總因理念相左而激烈爭吵。當瑪麗安被投入獄中，這種爭吵並沒有減弱，直到瑪麗安被投入到新的聯邦監獄，隔著厚厚的玻璃牆，這種爭吵才終於在姐妹間消失。本寓意隔閡的玻璃牆，被姐妹重疊的投影瓦解了。在不可割斷的深厚親情前，整個德國現實與歷史的矛盾關係被凸顯出來。
在馮·特洛塔眼裡，瑪麗安和朱麗安正是她無法決斷的兩面，精明幹練又富於夢想，溫存又執拗，勇敢又怯懦，是懷疑論者又是鬥士，正如她在《三姐妹》的結束語：「在我活著的時候，我將學會做夢。」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