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血尋梅 Port of Call, 2015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不久之前，午夜的計程車司機給我講述了一個簡單而駭人的事件：他所在的計程車公司的一個司機殺了一名乘客。隨後他補充說，報紙上的調查結果指，那名乘客頭天剛剛升職，晚上喝了點酒，情緒有些激動；而計程車司機剛剛工作三天，難以忍受乘客的無禮和擺佈，於是才痛下殺手。命運使他們坐在了同一輛車上，戲劇性地將兩個人推向了人生的邊緣。

     《踏血尋梅》也是如此。導演翁子光根據真實事件，改編並深挖出這樣一個駭人聽聞的殺人碎屍案，目的絕非以感官的刺激博取票房。他是要向觀眾展示，在一個駭人聽聞的結果出現之前，到底發生了怎樣的過程；在這個極端病態的現象背後，到底隱藏著怎樣的痛苦和沉淪。

     影片大面積使用了交叉剪輯的手法，把警探（郭富城飾）的調查過程、殺人者和被害人的生活經歷全部「擰」在一起。在這裡，劇場版和導剪版之間出現了些許不同，尤其是關於警探先前的經歷，劇場版里幾乎沒有涉及。這就意味著在劇場版中，警探徹底變成了功能性人物，變成了一根挑明「殺與被殺」這組關係的針。

     順著「針腳」，觀眾可以看到警探對案情甚至案情之外的種種事件的全部了解：王佳梅隨離婚的母親來到香港，為了早日掙錢擺脫貧窮，她很快退了學，做過模特助理，當過快餐店職員，最終選擇出賣自己的肉體。賣淫帶來了愛情，也帶走了愛情，最終讓家庭不幸、經濟貧乏、精神孤獨和人格受辱同時交匯在佳梅的身上，使她產生了厭世情緒。而另一方面，林子聰少年喪母，平日生活中受盡擠兌，加上常年性壓抑在一個突然到來的賣淫女身上突然釋放，情感和性衝動終於遊走到崩盤的邊緣。

     一男、一女，兩種性別，同種壓抑，展現出香港社會的精神病灶。這種壓抑浸入肌理，甚至形成一種文化，變成了一種連教會學校和聖經都解決不了疑難雜症。正如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侯孝賢的《童年往事》、李安的《飲食男女》所展現的那樣，在這個極具共通性的充滿家庭倫理的東方社會裡，宗教變成了浮於表面、可有可無的心理安慰，聖像之下割腕、聆經過後殺人，全作平常之事。翁子光特意把兩段與宗教背景相關的情節置於結構對稱的首尾兩處，可以說有力地加強了人物的無力感和絕望感。而這又與片中一再強調地那句「看得見風景的房間」對照，顯現出一股莫名而又無情的力量對純真和善良者的肆意碾壓。

     大概也正是因為這一點，《踏血尋梅》並不是一個通常意義上的恐怖片。尤其是在劇場版中，翁子光對恐怖元素的使用甚至可以用「節制」來形容：且不論影片大部份時間都在敘寫殺人者與被害人的生活經歷，連有暴力和血腥的畫面都很少出現；就算是殺人場景的閃回，也必會被分割成眾多細小的片段，其間插入的不是詭異的尖叫，低回的音效，而是殺人者不能自己的顫抖的聲音和麵容。這種處理絕非偶然，它確鑿地暗示著一次情非得已的痛苦經歷，指向那個一直被延宕到最後也沒有完全闡明的殺人動機。

     的確，殺人動機到底是什麼？警探在問，問出了一個普通觀眾最期待得到解答的問題。然而，這個在普通破案題材中最需建立的殺人動機和最重要的證據——被林子聰拋入海中的人頭，卻在《踏血尋梅》中完全不見蹤影。這是意味著案件的真相永遠融化在了粘稠的血漿里？抑或翁子光本就將它們當作希區柯克意義上的「麥高芬」，抹去了它們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無論如何，王佳梅在一種類似《感官世界》或《失樂園》的日式美學境界中達到了最後一次高潮，完結了自己的生命。可悲的是，她的死亡和被肢解，或許是其短暫的生命里唯一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