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來看去，每一個人都是王佳梅

姑娘生猛
 
先於《踏血尋梅》的影片資源，我在4月初看到了一篇關於主演春夏的人物專訪。春夏24歲，非科班出身，做著演藝夢，從昆明到上海，到北京，再回到昆明。就在她近乎放棄的時候，《踏血尋梅》的導演翁子光找到了她。她接下了「王佳梅」這個與自己渾然相像的角色。
 
「你不得不承認，你人生很多部份，之前覺得是浪費的、沒意義的事情，在這一刻突然找到意義了。」春夏說。拿到香港電影金像獎影后之後，這個還沒有經紀公司和運營團隊的演員，連夜和記者痛快地聊了4個小時。她敏銳、鋒利、感性、悲觀，態度鮮明，也會自相矛盾。春夏是雜誌當月的封面人物——一幅頗具時尚感的寫真邊上打了四個字：姑娘生猛。
 


電影《踏血尋梅》中，一個叫佳梅的16歲女孩，縱身跳進浮華而冷峭的香港社會。女孩和母親、姐姐、繼父，擠在一間公屋。香港的公共屋村，錯落在高樓廣廈的背面、璀璨華燈的陰影處。它佈局緊促、擁擠、陰濕，因為治安疏漏和信任危機，各家的窗上裝著密集的鐵柵欄。這間轉不開身的屋裡，女孩與家人的關係有一些緊張，但對鐵柵欄之外的世界懷有一點希望。她喜歡高跟鞋，努力學粵語，精打細算地做著模特夢，積極地與這個城市磨合。但現實並不輕鬆。她發過傳單、做過麥當勞小妹，卻只接到過一個廣告片。最終，女孩在網路上做援交妹，補給自己的生活。



王佳梅的故事取自2008年發生在香港的真實案件。湖南女孩王嘉梅隨母親移民至香港，靠援交為生。在一次與丁姓嫖客的交易中，丁將其殺害，且以殘忍的手段毀屍。事件轟動香港。影片「還原」了案件中剖腹、碎屍、撕麵皮等諸多血腥的細節，用翁子光的話說，是為了增強故事的現場感和真實性。許多人嗅著「褻屍」、「三級」的氣味找到這部電影，想看血腥的畫面，或是一個一脫成名的影后。一如案發當年，有媒體把案件渲染成驚駭的奇聞異事，供眾人咋舌。
 
《踏血尋梅》打著刺眼的旗號，但它不是一部消費逝者的商業電影，也不懸疑、不驚悚、不類型。這個故事有著比「破案」更艱巨的任務，它的探案者要繞到真相的背面，繼續追問「為什麼」。電影裡，郭富城飾演的臧Sir，頑固、痴迷、有一點點迂。某種程度上，臧Sir就是導演自己，帶著迷惘和悲憫，進入一個塵封的故事，打開一個逼仄的香港、一幅都市背面的圖景。
 
影片用98分鐘的時間，在城市的夾縫裡「尋」到了王佳梅們。它書寫了一種群體性的、卻又各不相幹的孤獨，晦澀又尖刻，像一把飛得很慢的箭，射入心魄。



愛慾之港
 
佳梅和母親曾因一對耳環起爭執。母親掄了佳梅一巴掌，把對生活的積怨撒到女兒身上。而這組鏡頭的前一個場景，是母親臉上塗著濃妝，穿過餐廳的後廚、休息室、歌舞廳，佯裝歡喜，與風月場上的舊客們寒暄。母親藉著音樂走向舞台，燈光曝露她的枯朽和疲態。她唱道：「再見我的愛人，再見，我把一切給了你，希望你要珍惜。」



佳梅試圖擺脫自己的母親。她接的第一個客人，是一個瘦小、佝僂以致有些畸形的男人，他要佳梅做他的女朋友。佳梅趴在這個男人身上，慇勤地做了一場戲，把全部換來的錢倒在商場的櫃檯上，買下一對耳環。佳梅端詳著鏡中的自己，神采奕奕。這是電影裡佳梅僅有的兩次喜悅之一，另一次是在她死去的時候。電影跟進的配樂是《Beautiful Life》，吉他撥弦如流水，鏡頭追著佳梅輕快的腳步和寶藍色的高跟鞋。
 
由此，佳梅去見了她的第二個客人，帶著欣喜和驕傲的神氣，且對他動了心。但幾番綿軟情話和旖旎韻事之後，這個男人還是急不可耐地，與王佳梅的「援交女」、「北妹」身份撇清了關係。這些遭遇，剝去了佳梅對這個世界的想像和信任。她跑去僻靜的遊樂場哭了一會兒，擦著眼淚，繼續接新的生意。試想，如果佳梅沒有死，就這樣在人海中沉沉浮浮地走過來了，會不會也變成她母親的樣子？



 丁子聰是王佳梅的最後一個客人。在遇到佳梅之前，他也是城市邊界的一隻蜉蝣。丁子聰是香港人，不用像王佳梅那樣時刻擔心自己會因為口音不正而被這個城市排擠。但本地人的身份並沒有給他任何安全或優惠。他開一輛小包車靠運貨營生，被人叫成肥仔，招之來呼之去。他小時候遭遇過車禍，親眼看見母親的死亡，因此對週遭世界保持疏離和淡漠。丁子聰的脖子上掛著一塊玉，他經常把那塊玉咬在嘴裡。對於他來說，這岌岌可危的人世，信仰也一樣會稍縱即逝。
 
《踏血尋梅》的英譯片名叫Port of Call, 取自英格瑪·伯格曼的《愛慾之港》（Port of Call/Hamnstad）。《愛慾之港》同樣講了一個風塵少女和底層勞工的故事，灰暗且沉鬱。電影結尾，故事的主人公站在橋上互相擁抱，承諾不會相互放棄。遠處的港口，是希望和依靠，也是自由的隱喻。而在《踏血尋梅》中，王佳梅和丁子聰相互從對方身上找到了「港口」——他們迫不及待地見面，無話不談身體交織，兩具在一起，像是共赴一場背離世界的狂歡。
 
「我好想死。」王佳梅說。她把丁子聰的手引向自己的喉嚨，欣然一笑流出眼淚。只要丁稍一用力，她就可以飛往另一個世界去了。

史鐵生在《愛情問題》中說，愛情是孤獨的證明，性是愛的語言和儀式。儀式中，兩相孤立的生命個體，開始呼喚和應答、渴求和允諾，拆除防禦、拋棄裝飾，「一同赴死而又從死中回來」。而王佳梅，在這場儀式里選擇了一去不回。



天亮了，世界還是繼續
 
王佳梅死了，但是其他人的焦慮、孤獨以及與這座城市間的隔閡，卻並沒有結束。影片中臧Sir和女兒坐在巴士有一番對話，像一筆隱晦的點題。

「爸爸，香港一共有多少人？」
「七百萬。」
「那沾叔算不算啊？」
「沾叔死了，不算。」
「李小龍呢？」
「李小龍真的死了嗎？」
「那王佳梅呢？」
 


一部有大陸演員飾演「北妹」角色的香港電影，我們難免要猜測它的用意會不會指向近期敏感的「陸港關係」的話題。《踏血尋梅》並沒有張揚某種具體的矛盾和癥結，卻準確地觸到了一座城市的痛點。
 
城市人群的危機感和身份焦慮，是近年香港電影頻頻觸碰的議題。今年3月在內地上映的《哪一天我們會飛》，就用現實生活和閃回記憶比照的形式，展現一個中產家庭寡淡的夫妻生活和蠢蠢欲動的中年危機。至於「飛」的夢想，早已消耗殆盡。《踏血尋梅》瞄準的是香港的底層人群，但入鏡的中產階層，也無一倖免於難。臧Sir遭遇離異，生活混亂。他做事執迷、古板，性情孤僻，疏離於主流群體。邵美琪飾演的女上司，是港片裡標緻的菁英形象，但她入畫的大部份時間，都在鏡頭的遠處不停地接聽私人電話，為孩子的吃喝、上下學、器樂課和繪畫班之類的事情殫精竭慮。
 
一個人口高度飽和、階層固化的社會，看似在以縝密的規則自行運轉，但其中的個體，卻人人自危。看來看去，每一個人都是王佳梅，亟亟奔走，悵然若失。哪怕在最近熱播的以上海為背景的國劇《歡樂頌》里，人們也一樣活得拘謹。劇中的人物一面維持著跨階層的友誼，一面在各自的格子間裡各懷心事。這部劇引起了我們強烈的代入感和共情，激動地參與劇情和人設的討論與爭辯。原因是，戲裡戲外，大家都在相互觀察、艷羨或懷疑。我們小心翼翼地試探都市的江湖規矩和人際法則，然而誰都不確定，下一集，我們到底該怎麼活。
 


香港電影金像獎的頒獎禮上，劉青雲念到春夏的名字。燈光和攝影機聚焦在春夏愕然的臉上——她從一個「空乘」、「服務員」、「模特」、「網紅」變成了「影后」。春夏顫顫地走上舞台。舞台下，攝影師杜可風先生已經激動地離開了座位，揮著手臂，示意觀眾給春夏更多的喝彩。
 
「謝謝遠方的嘉梅小姐。」春夏說：「謝謝香港電影，讓我可以有飯吃，有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