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聲》：信仰有限，生存無稽

看完羅宏鎮的新作《哭聲》，有點懵了。這部電影自然深得韓國犯罪類型片的神髓，拍攝地谷城瞬息萬變的氣候營造了陰暗滂沱的場域，郭度沅飾演的無能警察似乎暗示了這類人物一貫的命運，勢必纏夾在一樁樁無解的命案中。

韓國的犯罪片向來有著邪能壓正的優良傳統，奉俊昊的《殺人回憶》與羅宏鎮的《追擊者》，都講述了潛伏在暗處的巨大的惡，是如何逃逸在惡有惡報的信念之外，成為令人絕望的痼疾。然而，前兩者仍然涉及了作惡的動機、目的與機制，探討時代之弊與人性的落敗，《哭聲》的絕望則更為無跡可尋，訴諸於神秘主義的範疇。動機與目的都不重要，《哭聲》裡的惡僅僅是一種純粹的到來和發生，而對於這樣一種非理性、無因果的外界之惡，人類無從抵禦，只能在家中恐懼地等待敲門。

最近看過的一部電影《如果和母親一起生活》中，母親哭她死於長崎原子彈爆炸的兒子：「為什麼是你，而不是另外一些人？」相信《哭聲》要處理的正是這樣一個主題：是什麼令被害者成為了被害者？是什麼觸發了命運的偶然性？

羅宏鎮在採訪中提到，他籌備《哭聲》時被觸動的一件事是，「在伊拉克有人被殺害，有人問「他為何會死」，有人對此給出的回答是，「不讓去的地方偏去，不讓做的事情偏做，讓無辜的人成了殺人兇手」」。這種站在被害者角度對於無常的追問，使得《哭聲》非常特別地超越了罪與罰的迷思，而去直面生命中深刻的不安全感和無力感的深淵。

片中黃政民扮演的巫師說，惡魔在垂釣時並不知道咬鉤的會是誰。不得不承認，人有時就是無法解釋突然降臨的苦難，無法對契機有所選擇。《哭聲》以一個刑偵故事的姿態開場，卻在中途遁入了神怪誌異，正是因為理性無法提供答案，而惡魔的逡巡，其實正隱喻了懸掛於人們日常生活之上、隨時準備搗毀一切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宗教認為人的命運是可以被安排與解釋的，生命中的一切遭遇都在此世或來世具備意義，包括苦難。科學則認為是一連串的因果鏈構成了命運，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預測與掌握。但對於《哭聲》中由巫術、殭屍、神靈和鬼魂所構成的多神世界來說，宗教與科學都只是太狹隘的答案，真正的答案或許根本不存在，人的生存和毀滅完全是無意義、無目的的自行其是，假如硬說是出於某種意志或規律的安排，那麼，這種意志定然是某種強大的不可知的混沌。村子裡的人一家家離奇死亡，並非由於做錯了什麼、衝撞了什麼，而只是恰好吃到了惡魔的誘餌，這種恰好，是主動與被動的完美平衡。在金魚草的陷阱和惡魔的相機之中，人無可閃避，只能擁抱偶然。

但《哭聲》顯然不僅僅意在重申這種乏味的不可知論觀點。影片後半段進入了典型的羅宏鎮式高潮，高度懸疑的敘事技巧極大地增強了這部電影的可看性，觀眾在連續反轉的猜疑鏈中無所適從，被快節奏的獵捕和逃亡震撼得眼花繚亂。白衣女子、日本人、巫師，孰是孰非，孰正孰邪？假如真的有兩種力量在同時加害與守護，那麼在影片的末尾，辨別這兩種力量成了存亡之際的終極賭注。

有趣的是，影片中的神靈與惡魔的形象都十分曖昧，作為守護神的白衣女子表現為東方觀念中的鬼魂形象，而作為惡魔的日本人則在片尾露出了手心的聖痕，獰笑著吟唱路加福音。神聖與邪惡媾和於一身，混沌難辨。在惡魔面前，宗教不僅沒能給可憐的輔祭提供庇護，甚至不能提供有效的解釋——說到底，「信仰」只是用來產生安全感的一種狹隘的可知論，它真的能給出答案嗎，抑或只是給出障目一葉？

羅宏鎮把宗教歸還給龐大的神秘主義，把人類送回到神鬼垂釣的世界，揭露了信仰的有限，與生存的無稽。看完《哭聲》，竟意外地讓我聯想起趙大勇的紀錄片《廢城》。同樣取景於破落的山城，《廢城》中的人們同時信仰鬼神與基督，泛神而近乎無神。超現實的草莽與神秘，餵養著這片土地上孱弱的靈魂，他們對於神鬼的依賴，正如飢餓的魚對誘餌的依賴。《哭聲》中怪力亂神的虛構世界，顯然有著真實的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