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哭聲》說起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首先，我不喜歡《哭聲》這個片子，即使是在降低期望值之後。
       從視聽語言來說，有好幾場戲的處理都是欠妥的，比如國村隼懸吊的那場戲，以及警員第一次發現國村隼祭壇的那一場。其實被人們津津樂道的「跳大神」段落也只是達到了《波瀾萬丈》的水平而已，哪怕離桂治洪的《邪》還差的很遠。
       當然，這些東西在文本有著其他優點的時候，是可以沖抵掉的。比如我昨天看的《樹大招風》有幾場戲很明顯的欠雕琢，比如陳小春電話辨認任賢齊的那句「撲你啊母」的方式，以及林家棟殺兩個小弟時的光影處理，是有著明顯的缺點的。但是《樹大招風》是有優點的啊，《哭聲》通篇看下來，實在是沒有找到什麼「功過相抵」的地方，廢戲多到已經超出了我能接受的心理閾值，拖沓的像阿萊不要錢似的。
       之後想說的話，其實和《哭聲》就沒多大關係了，是看到朋友圈裡對這個片子的討論之聲而附加的。
       首先國村隼是不是「惡」這個問題引發了一波討論，甚至有人搬出了導演的訪談來立論。第一、這個問題並不是我評價文本的重點，劇情討論只是電影文本分析的一個點，甚至是最低水平的一個點，好電影看的是「狀態」，而不是「故事」。大批的好電影都是講不通的，《少年派》講的通嗎？《暴雨將至》講的通嗎？提出問題就好了，不用解決問題，以劇情來判斷一個電影的好壞，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電影是一門藝術，不是數學題，言之有理即可。每個人都看到一樣的東西，那就失去藝術存在的價值了。
       第二、導演的訪談是否可以作為文本分析的支撐？我持否定觀點。作為一個「電影原教旨主義者」，我覺得談論一個文本不應該受到除電影文本以外的任何因素干擾。這個是「電影核心價值觀」的問題。
       再得罪人一步，其實文本出來之後，作者是沒有最終闡釋權的。沒有「過度解讀」，只有「解讀不足」。電影拍出來之後，就有著他自己的生命了。導演作為作者的解讀，只是他自己的解讀。觀眾自己的解讀，只要是言之有理，在地位上是不低於作者的解讀的。對於你的個人世界來說，你自己的解讀才具有最終闡釋權。導演說國村隼是好他就是好，說他是惡他就是惡。諸位，你還看電影幹啥。
       以及，電影文本的解讀，也不應該收到原著的影響。張愛玲的《色戒》是怎樣的，和李安的《色戒》是怎麼樣的，其實關係不大。電影是一門獨立成類的藝術（甚至是綜合前六大藝術的總藝術），拿電影作為文學戲劇的附屬品，你也太瞧不起電影了。這就是為什麼我討厭「IP」。
       另外一波討論是關於羅泓軫的信仰是否混亂，這個就更不是討論的重點了。羅泓軫是個基督徒還是個無神論，和他的電影文本關係也不大。朴贊郁的《蝙蝠》用一個神父變成吸血鬼，這首先在起點上就高於其他導演幾個段位了，但是我並不能以此判斷朴贊郁的信仰就優於羅泓軫的信仰。
       信仰這個東西，沒有高低。只要是有，就是好的。尤其是作為藝術創作者，一個導演一定要有獨立於「普世價值觀」的個人完備的價值觀，這樣出來的作品才是好的。拉斯馮提爾的價值觀不知道有多「錯」，片子好啊，我們也只能服啊。
       然而矛盾的一點在於，信仰這個東西，本身是和「情商」（也就是以前我們說的「圓滑」）是衝突的。情商高很好做啊，沒有信仰就可以了。
       政治正確的東西，現實中太多了。在藝術中，我不想再看了。哪怕是「錯」的價值觀，也比千篇一律的東西，值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