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龍年》看形象學的敗落

    《龍年》的觀影過程令人稍感不適，這來自於主角那種過份自大從而顯得欠缺智慧的性格，當然也可能與彈幕裡那些魅惑於尊龍姿色的腐男腐女有關。以上拋開不談，影片本身的衝突設置與人物塑造都達到了一定水準——豆瓣的評分顯然偏低，而這樣的結果恐怕就有對「辱華」與「種族主義」的抗拒在裡面。當然，與一九八五年影片剛上映時亞裔美國人組織的抵抗活動相比，這些情緒與反應幾乎已經減弱到可以被忽略不計。那麼在過去的三十年里，這種心裡關注點的無意識轉移究竟意味著什麼？
    如果我們將《龍年》放到具體的歷史環境中討論，就會發現影片實際上是一個矛盾體。一方面，社會中反種族主義的輿論不可能不給製片方壓力，表現在影片中就是華人臥底警探、比同時影片更多的雇用亞裔演員[ 見查爾斯·萊昂斯《打到種族主義電影——亞裔美國人抗議影片（1985）始末》]、以及更為根本的給華人以話語權。但另一方面，傳統中那種對唐人街充滿混亂、犯罪與暴力，亞裔女性對美國男性不能自己的愛慕的形象想像又可以看做是曾經種族主義無意識的復現。從以上來看，當時亞裔對影片的反應並非客觀。細察其中的心理，其實是無比敏感的自卑與自尊，考慮到華人在美國曆史上處於被排斥的地位由來已久，這樣的反應是合理且能被理解的。
    正是由於缺乏自信，形象學獲得了興趣，儘管這些興趣不完整的集中於否定的那一面。由此再前進一步，我們就能夠發現形象學所依賴的完整基礎——對陌生的異文化的好奇感。當世界的聯繫趨於緊密，互相熟悉使得不同文化之間的溝通與理解逐漸達成，民族身份的自我界定變得越來越模糊時，這種好奇感正在消失。值得一提的是，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理解、溝通他者與我者本來就是形象學最初受到關注的理由之一，它自身的目的與發展恰恰正通向衰落之途。當然，作出這樣的結論 只有意於指出形象學的現狀，並非是對其作出功績的忘恩負義。況且，形象學的定義是歷時的，衰落不過是目前這種「形象學」的衰落。只要有他者的存在，形象學就依然會被以新的定義建立起來——或許下一個即將論述的問題就是如何看待火星文學作品中的地球人形象了。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