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可.摩爾——一併不愚蠢的白人

戈弓長


麥可·摩爾的紀錄片新作《接著侵略哪兒》接近尾聲時,摩爾來到了德國柏林圍牆的舊址。他回憶起1989年冬季在西德的旅行。當他走過柏林圍牆時看到有人在鑿牆,於是也加入其中。似乎輕易地,這道橫亘歐洲大陸近30年,割裂東西方,曾被以為將長存永固的鐵幕轟然倒塌。這讓摩爾產生了極為樂觀的想法,覺得「隨便說一個不可能的事,都會成真。」那一年,他創作出第一部紀錄片《羅傑和我》。


頭號憤青


1954年,作為美國二戰後嬰兒潮中的一員,摩爾降生於美國密西根州弗林特鎮的一個愛爾蘭裔天主教家庭。在《羅傑和我》的開篇，摩爾以旁白自我介紹：,「我從小就是個怪孩子,兩歲前我倒著爬。」他從不諱言甚至自我標榜異類與反骨。那些不喜歡他的保守派，當權者和銀行家視他為美國頭號憤青，偏執狂熱症患者，社會煽動家和麻煩製造者。在2011年出版的暢銷自傳《麻煩來了》的封面上，幼年摩爾騎著一輛童車。他以戳穿國王新衣的頑童角色怡然自得。小學時代的摩爾就在演講比賽中搶白發言,聲稱學校存在種族歧視。14歲進入天主教學校卻因總愛刁鑽質疑被勸退。臨別時主事牧師祝福他「願你未來光明成功，我也會為那些以後必須忍受你的人祈福。」摩爾上了密西根州大學後，選擇了新聞專業，但一年後就退了學。他22歲創辦《弗林特之聲》報，這份言論激進的政治刊物讓鎮上官員頭疼。在電影《羅傑和我》中，摩爾語帶不屑地提到，在編輯獨立報紙十年後,「有個加州大款來找我，邀我加盟他的狗仔雜誌」。這個雜誌其實是舊金山著名左翼雜誌《瓊斯媽媽》。固執的摩爾擅用一名通用汽車公司工人照片作為雜誌封面,很快又被請回了老家。

褪色的「黃金時代」

摩爾家鄉弗林特這座中西部城鎮是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重要生產基地。包括他的祖父和父親在內,大多數家族成員都在為通用汽車工作。那時是上世紀50年代，歷經兩次世界大戰,歐洲衰頹。美國韜養積蓄,進退得宜。戰後美元取代英鎊成為世界貨幣,美國登頂資本主義世界之巔。正像《羅傑和我》開篇中家庭錄影和資料片所展現的,這裡的工廠一派欣欣向榮。街上懸掛著「通用汽車第五千萬輛車——雪佛蘭」的自豪標語。工人是殷實的中產,生活優渥幸福。影片裡，在這20世紀中葉美國經濟的「黃金時代」,通用公司也迎來建立的50週年。在慶典上,歡樂的工人坐著彩車巡遊,連美國小姐也來捧場。

而當1987年摩爾返回故里時,通用汽車公司已開始關閉工廠,將生產資料轉移到墨西哥去。三萬員工隨即失業。面對即將到來的衰敗，無所適從和絕望的陰雲籠罩了弗林特鎮。摩爾賣掉房子，幾乎用盡積蓄，扛起了便攜攝影機。如同他給自己製作公司取的名字「狗咬狗」他不僅要記錄下崗工人的悲哀境遇和城市蕭條的景像。更要控訴社會不公和貧富差距，以及向冷漠的資本家氣勢洶洶地討要說法。在他鏡頭下，通用公司撤走後，弗林特鎮宛如一座廢城，垃圾遍地，「鼠類數量超過居民數五萬之多」。工人再就業困難重重，只有低薪的快餐業可以選擇。失業女工在屋外養兔子維生，如同殘酷的隱喻：買家一到，那些籠中溫順的動物就被吊起，任其宰割。緊鄰的富人區卻是截然相反的景像，在擺著冰雕天鵝的戶外自助宴會上，衣香鬢影的先生女士為窮人提供了一個時髦的新工作——穿著服飾一動不動地裝點派對，所謂「人體雕像」。

作為審判的紀錄電影

和一般紀錄電影僅作知識介紹以及理論和邏輯上的分析不同，摩爾在展現事件，探討深層和宏大的原因之外，總要回到事件本身，力圖地指認出受害者和加害人，並且要求後者的賠償。《羅傑和我》里對於弗林特被拋棄的三萬人，他為一切慘澹現狀找到了一個「禍首」——片名中通用公司總裁羅傑.史密斯。他指控羅傑只管商業利益，罔顧工人境遇。要把他帶回弗林特，去看看那裡的凋敝。從底特律到紐約，從通用總部到私人遊艇俱樂部，他一路圍追堵截，終於在通用公司聖誕節晚會上找到了羅傑。羅傑當然沒有跟摩爾回去，就像海報上摩爾拿著話筒面對一個空著的大班椅。如果說摩爾影片中的資料是法庭證詞，那麼貫穿始終的旁白就是他作為受害者代理律師的陳述。他的提點、分析和對照，引導著作為陪審團的觀眾判斷。並在他的嘲諷、控訴、調侃和憤慨中讓觀眾接受他的總結。這位不修邊幅，大腹便便，永遠戴著個美國草根戴的棒球帽壓著亂頭髮，好似卡車司機的白人胖子更站在了工人階級、平民大眾、制度受害者的立場上。這讓他把矛頭對準權貴的時候力有千鈞。在《科倫拜恩的保齡》中，摩爾找到的為校園槍擊案負責的「禍首」是那位演過《賓虛》的國家槍枝所有者協會主席。在《華氏911》中，為911事件負責的是布希總統本人。《醫療內幕》里為漠視生命的醫療保險制度負責則是當權者和保險公司。《資本主義：一個愛情故事》中，為08年金融危機負責則是華爾街金融機構。當觀眾看到他從幕後解說中跳出，和鏡頭的力量合而為一，直面「加害者」，最終迫使他接受道德審判。我們幾乎就要相信「正義的紀錄片」的道德力量就在我們眼前發生，現實會隨之改變。顯然隨著摩爾觸及的社會問題越發敏感和深入，他也逐漸難以找到一個具體的加害人。就像把資本主義制度列為批評對象時，也就掉入了「無物之陣」。


最成功的紀錄片導演

摩爾處女上映後備受好評，還創造了超700萬美元的紀錄片票房佳績。總裁羅傑本人也迫於輿論壓力辭去了職位。華納公司付給摩爾300萬發行費。這讓他這位低收入者一夜間嘗到了名利雙收的美妙滋味。然而就算是面對東家，他也要把工人階級的立場和義正辭嚴貫徹到底。他要求華納公司為片中被驅逐的家庭支付兩年房租，還要贈予一萬張電影票給弗林特的失業工人。旗開得勝之後，1995年他轉戰好萊塢拍攝了劇情片《加拿大培根》，虛構了昏庸的美國總統為了競選連任，向加拿大宣戰的鬧劇。試圖把政治諷喻帶到故事片裡。其結果只能說是交了一次學費。隨後摩爾進入出版業，首部書《一個非武裝的美國所受的各種威脅》一面世就引發關注。不久就名列美國各項暢銷書排行榜首位。1997年在全國巡遊宣傳新書時，記錄下和大公司交涉的過程，成為紀錄片《大傢伙》。1999年他主持起了電視節目，在電視上揭批體制漏洞，要讓觀眾看到美國社會《可怕的真相》。2002年他又撰寫一部《愚蠢的白人》，用了「賊首，擅闖聯邦土地的人和霸佔橢圓形辦公室的人」等形容布希總統。認為美國已「墮落為無知愚蠢」的國家。此書作為《華氏911》的藍本，連續50多周蟬聯暢銷書首位，繼而獲得英國「年度圖書」大獎。摩爾越發像一個言辭激進的美國憤青，一個危言聳聽的政論暢銷書作家，一個專事批評的媒體清談客。而又一部紀錄片《科倫拜恩的保齡》誕生了，以2150萬美元票房成為美國電影史上最賣座紀錄片。更得到了權威的認可，獲得第55屆坎城電影節特別獎以及75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2004《華氏911》片名顯然參考了特呂弗執導的《華氏451度》。摩爾解釋片名時說「華氏911就是自由被焚燒的溫度」而影片主題就是「布希應該下台」。這部攻擊和煽動性極強的「討伐布希的檄文」讓昆汀.塔倫蒂諾擔任主席的第57屆坎城，在1956年之後又一次將金棕櫚頒給一部紀錄電影，更了創造1.3億美元紀錄片票房神話。摩爾成為當代世界最成功的紀錄片導演之一。

「新紀錄電影」開創者

在《羅傑與我》片尾，配合著影像中紛紛落雪和路旁毀棄的廠房，摩爾的旁白說道：「我們身處世紀之交。富的更富，窮的更窮。而新世紀的拂曉就在眼前。」在工業時代遠去，工人向下淪落之時，正如美國論者所言「摩爾是21世紀拂曉，美國政治舞台上一種突出的現象。」新世紀的頭十年里，從2002年《科倫拜恩的保齡》到 2009年《資本主義：一個愛情故事》。摩爾的政論紀錄片成為美國社會一道獨特的文化風景。探尋其美學風格的源流與影響，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末，隨著手持攝影機和可攜式錄音機被發明與運用，法國興起的「真實電影運動」。它鼓勵以刺激和挑動的行為來揭露真相，主動挖掘被隱藏的真實。20世紀6070年代，美國社會經歷了危機與動盪，反資本主義主流道德和文化的浪潮滋生出後現代主義。到了80年代末，以埃羅爾.莫里斯（《細細的藍線》）和麥可.摩爾為代表，這些在文化反叛的年代度過了青春期的人，以對「真實電影」觀念的繼承和對後現代主義藝術手段的熟練掌握，開創了美國「新紀錄電影運動」。在「新紀錄電影」中，虛構手段和故事片敘事模式被理所當然地使用，蒙太奇手法和音樂等傳遞導演意圖，影響情緒的手段根本不是問題。在後現代主義觀念下，傳統意義上的劇情片、紀錄片、MV、電視新聞、動畫片間的壁壘被打破。流行樂、廣告、監控錄像，資料片等一切媒介元素都可以被隨意拼貼運用。以娛樂的姿態和輕鬆的方式呈現觀點。

製造異議

摩爾每部作品聚焦美國社會政治的一項敏感問題，也延伸出其他社會問題。如新作《接著侵略哪兒》關注社會福利。也涉及摩爾一貫關注的貧富差距，種族衝突，社會滋生恐懼，對外戰爭等問題。在摩爾看來，這些問題相互聯繫，如保齡球般一倒皆倒。他以故事片敘事方式展開追查和剖析，繼而引導式地傳遞自己的觀點和結論。其敘事完全符合麥基《故事》中談到故事片慣用的敘事結構。「一個故事是由五部份組成的：激勵事件、進展糾葛、危機、高潮、結局。」如《科倫拜恩的保齡》關注了美國槍枝氾濫這一頑疾。從科倫拜恩校園槍擊案這一「激勵事件」入手，繼而闡述校園暴力成因，美國對外戰爭頻繁，政府和軍火商的勾結，911事件之後瀰漫在國內的恐懼氣氛，媒體的渲染和槍枝協會的鼓動，歷史上的種族對立等互相糾纏的問題，展開推斷和思考。然後遭遇了新的危機：弗林特一個6歲孩子創造了美國年齡最小的校園殺手之「紀錄」。高潮是摩爾率領科倫拜恩的受傷學生去販賣槍枝彈藥的商場討說法以及摩爾本人到國家槍枝所有者協會的主席家中和其對質。結局是商場同意取消相關業務。而那位主席面對摩爾拿出的受害女孩的照片落荒而逃。當然，這種高潮無論是在《大傢伙》里他到大企業去給人頒發自行設立的「年度最佳裁員獎」，還是《華氏911》中游說議員的子女三軍，或是用警戒條圍住華爾街投行，都是摩爾製造出的事件和高潮。就像2007年一部加拿大人「揭露」摩爾之作，指控他《製造異議》。一直以來，對麥克摩爾的質疑從沒有停止。《華氏911》公映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網站上刊載文章，旨在證明政要言論被斷章取義。摩爾也時常遭到嚴肅知識分子批評他自大張揚，操控觀眾情緒，簡單化問題，觀點偏頗，口無遮攔。以及他的書和電影是政論爆米花和真人版《南方公園》，從未想過要尊重事情的複雜性。更抨擊他生活奢侈，卻扮作一個美國草根形象。而2004年姓威爾森的另一位麥克拍紀錄片斥責他誤導和造假，因為《麥可·摩爾恨美國》。不過這個「意見者」著實讓一些人聞風喪膽。他總能利用關係網搞到各種內幕資料。在籌拍《醫療內幕》時，各大藥品公司就在內部三令五申，對其嚴防死守，結果此片關於藥品公司的反映就很少。


影像和網路時代的紀錄片

摩爾在《羅傑和我》中追蹤總裁羅傑，他當然不至於無知到認為可以不經預約就能隨便見到通用總裁。《科倫拜恩》中藉助召來的眾多媒體讓商場許諾不再銷售槍彈，實際上對整個上遊軍火工業毫無影響。這些只是他的紀錄片中，必要的表演和遊戲。如同堂吉訶德要立起一座巨大的可供衝殺的風車。摩爾無意對話，只要對方表現出憤懣不耐和躲避，他就贏了。摩爾知道觀眾需要這種「藐視崇高」的感受，獲得一種心理補償。在影像時代，網路時代的受眾越發沒有耐心去接受嚴肅的菁英式的思考。他們要的是歡愉和簡單直接的判斷。摩爾嘲諷大眾對媒體宣傳的盲從，比如《華氏911》中嚼著口香糖的布蘭妮聲稱自己支持布希總統的反恐。他也知道人們厭惡那些「新聞中立」的姿態和平鋪直敘的話語。他更了解中下層人群正是大眾文化和流行娛樂的主要消費人群。他要為自己的思考包裝上一層閃亮的娛樂綵衣，成為引爆在大眾文化夜空的一枚禮花。摩爾從來沒有想過客觀真實，對他而言不偏不足以立言。紀錄只是一種形式，真實只是一種籌碼。他要的是以「真實」表達自己的聲音。他在這恐怖襲擊，總統選舉，對外戰爭等政治大事件頻發的時代，以紀錄片領袖意見，表達一個民主黨中的左派看到的世界。


視野和傾向的轉變

可以看到，隨著摩爾本人年齡的增長，視野的轉變和美國社會政治的變化，摩爾紀錄片的傾向和訴求也有變化。在《羅傑和我》中，在要求平等和對資本家的控訴外，摩爾也表現了政府挽救弗林特經濟的努力，如轉型為發展旅遊業。但也如摩爾諷刺道，沒人會對逝去工業時代的機油味感興趣。此時影片僅限於本土視野和表達工人階級出身的感同身受，以及一種對工業時代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感傷。到了《醫療內幕》摩爾帶著本國的問題將視野投向了國外。加拿大、英國、法國等公費醫療的國家被作為榜樣，就連和美國敵對的古巴，也被有意拿來對比。片中主要攻擊保守主義的共和黨政府和醫療保險公司勾結，也提及希拉蕊試圖醫改，但隨即遭到抵制，她本人也被收買。《華氏911》作為一部向布希開炮的電影，並沒有樹立一位摩爾自己讚賞的民主黨人。這部電影也沒有成功地把布希轟下台，也說明美國民眾在政治上的現實和成熟。《資本主義》一片，美國被比作衰亡前的羅馬帝國。片尾曲是爵士化的《國際歌》。片中摩爾還專門採訪了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桑德斯。而在此之前長長一段羅斯福《國情咨文》資料片，才是摩爾的目的——他渴望像羅斯福新政那樣拯救資本主義。正如摩爾所言「在我看來純粹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者都有弊端。我唯一相信的就是民主。」摩爾在堅決反對保守主義外基本認同民主黨的觀點，而他的極左的社會主義表達多數只是一種戲謔式警告。他呼喚的是工人階級的覺醒和團結，爭取自己的民主權利，而非鼓吹革命和對抗。他以同情工人階級為底色，擎著的是民主的大旗。如摩爾的總結「資本主義是一種罪惡，必須擯棄它，用有利於人民的東西代替，它叫做民主政治。」片中首次以極正面的態度表現了歐巴馬「美國正在改變」的演講。從中可以看到摩爾也在改變不作派性紀錄片的立場，面對他絕對無法接受的保守派參選人，他要開始為民主黨「佈道唱詩」了。


摩爾的歐洲假期

摩爾的研究者安娜.米西埃克曾說：「摩爾的電影，著作和演說，試圖在美國公民中點燃一股基本的民主驅動力。他扮演一個煽動者的角色，提高觀眾的覺悟意識，向權利菁英和資本巨擘發出不屑和爭辯之聲。」也許摩爾的紀錄片對政治的直接影響是不大的，但他是主流媒體外需要存在的一種激烈聲音。他能讓迷失於大眾娛樂的美國民眾關心和他們息息相關的政治。摩爾不乏偏激的政論紀錄電影正有力證明著，維護著民主體制下的言論自由。他的紀錄片，通過引發嘲諷發噱起到了民怨減壓閥的作用。在宣洩情緒之後，更能體會他嬉笑怒罵中的悲憫，調侃諷刺中的希冀。

然而這個可愛的胖子老了，他身形臃腫，步態蹣跚。在新作里,他到那似乎永遠陽光明媚，色彩飽和的歐洲度了個假。而且這一次他沒力氣製造事件，追捕「禍首」了。這批戰後一代，到了該領養老金的時候，在老齡化的美國，勢必要讓債台高築的財政，愈發雪上加霜。在《醫療內幕》中艷羨過英法等國的醫保後，他這次乾脆去往歐洲取經。在片中歐洲高福利國家塗抹著玫瑰色的溫馨——義大利的帶薪長假、法國學校的精緻餐食，芬蘭的優質教育，斯洛維尼亞的免費大學。挪威高度不設防的監獄施行「愛的改造」，條件比美國大學還好。連獄警都在唱《我們是世界，我們是孩子》。而在挪威，在摩爾慣用的對比蒙太奇中，在一個失去孩子的挪威父親表示拋棄仇恨，原諒兇手時，切入美國警察粗暴對待黑人犯人的鏡頭，似乎布雷維克這種新納粹白人種族主義者從未在挪威出現過。也似乎08年金融風暴從沒越過大西洋，歐洲各國一直是富足安樂和諧穩定的小國寡民，從來沒有發生福利病帶來的主權債務危機和恐怖襲擊。最後在鋪墊了突尼西亞婦女地位高之後，他來到了冰島，對該國傑出婦女和冰島的世界第一位女總統進行長長一段採訪。前總統溫婉慈愛地面對攝影鏡頭說「如果有人能拯救世界，那一定是女人。她們不會用戰爭，而是言語達成一切。如果讓婦女統治世界，她們會追求和平，拯救人性，拯救孩子。」更投放出一張世界女性領導人大拼圖。此刻摩爾要為哪位「第一位女總統」造勢，再明顯不過了。然而摩爾自己依然忍不住問了一句，「你是否覺得，如果2008年是女性當政，一切都會不同？」顯然無論誰當政，都無法避免那場重創美國的經濟危機。


並不愚蠢的美國人

柏林圍牆倒塌迄今，又一個近30年光陰。桑德斯和特朗普這一極左一極右作為16年大選中湧現的異類，正是經濟危機後中產繼續淪落，社會兩極分化的產物。其支持者的很大一部份是淪落的中下層白人。他們不再相信「有平等的機會通過努力獲得幸福生活」的美國夢，轉向了排斥異己的民粹主義。作為一個深諳媒體之道的人，特朗普嬉笑怒罵，口無遮攔。卻總能利用和煽動民怨，鼓動負面情緒，製造極端化對立的氛圍。代表親近底層的卡車司機帽子，這回被他戴到了頭上。可他不是一個導演和作家，而是一個政客，一個意在問鼎總統大位的候選人。如若當選，在這恐怖主義威脅世界，加重民族對立。區域一體化危機四伏的的時代，美國又將走上保守、民粹、排外和孤立的道路。每一次經濟衰退和失業貧困都會導致民粹主義的興起。《羅傑和我》中弗林特就隨處可見抵制日本車的標語。像片中《綠野仙蹤》片段里桃樂西碰碰紅鞋就能回到堪薩斯，我們希望一個民主自由的美國能「不要侵略，只要前往美國的失物招領處。」就能找回曾經的光榮和美好。雖然這和渴望移植歐洲福利制度到美國一樣，有點簡單和理想化，但並不愚蠢。摩爾還借突尼西亞女主持之口，希望美國少一點自負，多了解世界。這些都讓我們依然喜歡他，這位抱有自省和開放態度的美國胖子。而絕非煽動內外對立，「在美墨邊境築牆」的那個紅脖子。



《電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