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殖民的一次勝利？

「冷戰」結束之於全球的文化思潮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資本主義實用物質的價值觀迅速席捲了處於崩潰狀態的社會主義陣營。儘管在經濟形態上集體計劃經濟已經成為歷史的末流，可是社會科學領域卻繼承了極具批判性和進攻性的左翼思潮的精神遺產。在大眾文化包圍下，歐美社會走向了後現代和後殖民文化語境，它更強調包容而非簡單的價值對立，更強調個人權利與話語而非菁英主義的虛假欺騙。


冷戰之後，二十五年過去了，在這種文化背景下變更的好萊塢電影，似乎開始有意識的在作品中去反思資本主義的文化霸權和中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儘管它的文化語境還是消費主義的，但它們至少對人的生存有了另外一層思考，最近上映的幾部電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泰山歸來：險戰叢林》的故事發生在1898年的非洲剛果。從1932年開始，《泰山》便成為美國電影史上的經典形象，有過太多次反覆的重寫，無論是動畫片還是真人電影，「泰山」要比金剛更觸碰了美國的種族歷史。今年的真人版在延續動畫版的人設基礎之上，更是從人性的角度開始詮釋泰山，並將喬治·華盛頓主力瓦解剛果奴隸制的史實融入電影。將這個生長於叢林裡的人類故事挖的更深，將泰山的歸宿，愛情和自我價值充分昇華，本片將這個生長於叢林裡的人類故事挖的更深。


整個19世紀對於廣大第三世界國家（這個說法來自於20世紀50年代，是毛澤東在東西方「冷戰」狀態下的提出來的帶有極強意識形態色彩的政治詞語，用在此處僅僅想指代當時落後衰敗的殖民地。）來說是一個最壞的時代。資源被掠奪，主權被侵犯，人民被當作奴隸販賣到世界各地。但對歐陸帝國主義國家和北美洲耀眼的資本主義新星——美國來說，卻是最好的時代。資本的原始積累和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讓這些在工業文明繁盛起來的國家迅速主導世界。泰山像是逃離工業文明的一個異類，它更像是人類世界想重返世外桃源的一個烏托邦美夢，可惜就算是田園牧歌，卻還是有外來者侵襲下的被迫流浪。目前的世界，冷戰結束之後二十五年，三十年河東過後，《泰山歸來：險戰叢林》與《動物方城市》、《憤怒的小鳥》等多部當紅電影，都不約而同的將文明的衝突納入或者遮蔽在經典類型片敘事中。如今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正確的緊箍咒下各自念著難念的經，而現實與歷史的錯位一再提醒任何問題都不是那麼簡單。


泰山作為一個原始叢林裡被迫遺棄的人類孤兒在猿猴的撫養下長大成人，但他的血統里卻流淌著英國貴族的血液。這是埃德加·賴斯·巴勒斯在創作泰山這個人物的時候已經被賦予的一種文化身份，1912年《人猿泰山》發表在通俗雜誌All-Story Magazine上，當時歐洲政局已經相當動盪，帝國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第一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作為通俗小說作家的埃德加雖然沒有進行嚴肅的哲學和社會學的反思，但也敏銳的捕捉到了工業文明對人的摧殘，泰山正是在這種文化語境下誕生的。


著名理論家賽義德在《東方主義》中說到每一個歐洲人，就他關於東方的所論而言，都可以正確地認為是帝國主義者，幾乎純粹的種族中心主義者。他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進一步證實帝國主義時期每一個藝術家受到時代的影響，在作品中都會流露出帝國主義意識。巴勒斯生活在帝國觀念盛行及帝國主義者橫行全球的年代。那個年代的泰山無疑是白人中心主義的，落後的非洲以及土著居民只能當做一個卑微的「他者」，在資本主義的壓迫下失去自我和未來。


時過境遷，這種右翼保守的意識形態在大衛•葉茨的《泰山歸來：險戰叢林》中消失不見了。這次的泰山是幫助土著居民爭取民族獨立和個人自由的「救世主」，非洲叢林被美化成了人類童年的伊甸園，是一種田園牧歌式的烏托邦想像，再也不會代表落後與愚昧。


《泰山歸來：險戰叢林》在處理種族問題上顯得更加政治正確，塞繆爾•傑克遜和亞歷山大•斯卡斯加德的友誼以及劇情轉折之處土著黑人居民幫助泰山戰勝殖民者的橋段都證明了後殖民主義理論家霍米·巴巴所說的文化「雜糅」狀態，「雜糅」是一種向文化霸權抵抗的策略。對於全球化的好萊塢來說，無疑安全又保險。


但泰山的這次叢林之戰真的是一次反殖民的勝利？答案肯定是否定的。殖民與反殖民的宏大主題在影片中實際上被置換成了關於人性與正義的探討，克里斯多福•瓦爾茲飾演的伯爵成了帝國主義和殖民侵略的替罪羊，塞繆爾•傑克遜最後通過收集證物來控訴權力階層的斂財者，實現了對於資本貪婪者的法律和道德審判。這是好萊塢的慣常選擇，像是隔靴搔癢，實際上並沒有真正觸碰到殖民與反殖民的問題核心，作為一種噱頭它滿足了觀眾的期待，也間接的告訴文化批評者，說：「看，我們有在反思。」


儘管好萊塢的文化反思是在商業資本邏輯下完成的，但值得高興的是，多元的文化樣態正在成為一種主流，要嘛怎麼有人會說，斯卡斯加德和塞繆爾•傑克遜之間有「基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