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雷區》：後戰爭時期的雙面納粹

戰爭總是因為其殘暴和冷酷而被人反覆提起。但在那戰火退卻的土地上，往往有著絲毫不遜色於戰爭時期的冷漠與傷痛。《地雷區》便以其緩慢而收斂的視角講述了後戰爭時期丹麥人的心態：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看待德國納粹，看待歷史。在這種多面向的看待之下，《地雷區》挖掘出了納粹的另一種意義。

《地雷區》的故事非常簡單，同時也非常真實，它來源於冰冷的戰爭數據。1945年5月，德國結束了在丹麥為期5年的佔領，並在丹麥西海岸留下了超過200萬枚地雷。2000多名德國戰俘被送往西海岸，徒手排除了150多萬枚地雷。幾乎有一半的戰俘因此失去生命，或者被炸成殘疾。而他們中的絕大部份人，都是非常年輕的男孩。

排雷的工作聽起來並沒有太多戲劇張力，因為離開了戰爭正在發生時炮火紛飛的場景，枯燥的技術動作就失去了環境襯托的緊張感。《地雷區》的故事發生在戰後，看起來似乎沒有遭到戰爭破壞的丹麥西海岸寧靜而美麗。沙子下面的地雷，幾乎是整個影片唯一的行動元，其戲劇張力完全在排雷的動作本身。同時，它也是幾乎是戰爭曾經存在過的唯一證據。看似寧靜的戰後背景，成為了排雷行動的反向襯托。排雷行為，也因此指向了戰爭遺留問題。戰爭在時間線上成為一種無法抹除的過去，它從歷史裡走過來，走到螢幕中的當下生活，也走到螢幕所沒能表現的未來里。那些被埋下的武器，以沉默的語言和隨時會爆炸的執拗，重複著戰爭永遠不會結束的真理。

導演馬丁·贊里維特幾乎把《地雷區》拍成了驚悚片，排除地雷的動作在他的鏡頭下變得扣人心弦，幾乎達到了希區柯克式的懸疑效果。我們都知道地雷一定會炸，就好像我們一開始就在希區柯克的影片中看到了犯罪行為的發生一樣。懸疑與驚悚就在等待地雷爆炸的時刻產生，這種懸疑驚悚效果與影片整體緩慢憂傷的基調絞合在一起，給影片所表現的戰後情緒帶去了某種義大利新現實主義式的心理感受。當排雷的士兵中有人被炸傷時，鏡頭以一種冷漠的凝視態度觀看著其餘士兵的冷漠表情。在這些去掉了實際聲場，鋪滿了極度情緒化音樂的全景鏡頭裡，士兵們的臉被壓制在海灘白色沙子和鏡頭景框中。他們也凝視著鏡頭深處，並不真正關心誰被炸死了，就像在冷漠地觀看著自己毫無可能回家的未來。

這群年輕士兵，是既沒有未來，也沒有歷史的人。在歷史維度上，這些男孩是德國戰俘。在民族維度上，他們是德國納粹。對於嚴厲的長官卡爾來說，他們又是隨時會出錯的下級。個人的意義，在戰時被抹去，成為國家間鬥爭的機器。當戰爭結束，這種個人的意義卻並未回歸。排完雷就能回家的許諾成為一種觸不可及的期許，這種沒有歷史的薄弱個人感也對應著他們戰俘的身份。包括這些士兵自己在內，都沒有人真正在意他們的的生命。

如果說，片中那些一點也不像納粹的年輕士兵，像是戰爭中遺留下來的孩子；那麼，由羅蘭德・莫爾飾演的丹麥軍官卡爾中士，無疑就是父親的角色了。他像個嚴厲的父親要求孩子那樣，責令年輕士兵們手挽手通過安全區，以他們自己的生命去檢測排除過的區域。他像個渴望兒子成長的父親一樣，對著退縮的士兵狂扇耳光，同時暴怒地吼道：「你要像一個士兵，像一個男人」。父親的身份在這樣的台詞和行為之下不言而喻。但就像所有的父親一樣，卡爾也有著溫柔的一面，他會救下被性侵的士兵，也會為飢餓的他們偷來食物，並不惜為此被村民指責。所以在影片最後，卡爾也偷偷放走了僅存的4名男孩。這樣的放生行動，使得他真正成為了這些男孩的父親，這種象徵性的父子關係超越了上下級關係，也超越了國族間的界限，它甚至還超越了歷史意義上的的仇恨。男孩之一充滿留戀的回望，為凝重的影片帶來了幾縷光明的結尾。

作為一名丹麥人，卡爾是二戰和德國納粹的受害者。作為一名長官，他是排雷行動的監督者與教導者。而當他作為一名上級時，他也無法蛻去丹麥人的仇恨。監管排雷行動的軍事任務變成了一項以正義和民主為旗號的戰爭復仇行為。而卡爾，就是那個比德國男孩們更像納粹的復仇者，卡爾的形象設計也對他的納粹面做出了暗示——他留著希特勒式的小鬍子。

如此這般，影片的主題就再明顯不過了，它告知了我們納粹的兩面性。那些年輕的、懵懂的、在排雷中喪生的年輕士兵們，既是納粹，也是納粹陰影下的蒙難者。而以卡爾為代表的，那些因為戰爭而流血、又在戰爭過去後抓住一切機會讓敵者流血的丹麥人們，既是納粹屠殺的受害者，也是納粹本身。這些德國男孩和丹麥民眾一樣，都是某種意義上的雙面納粹。而那既存在於歷史，也存在於未來中的戰爭，就是這些雙面納粹的締造者。戰爭在空間上撕裂我們的土地，在時間中截斷未來的可能，在國族間劃開無法彌合的裂縫。它充滿暴力，卻又的確浸滿憂傷。戰爭自己，就像它所打造的那些雙面納粹一樣，充滿了矛盾感與自毀性。這或許是《地雷區》，在一部主流的戰爭作品之外，最值得被稱讚的意義了。

原載《電影世界》2016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