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往事

少數民族電影是文藝電影中特殊一種，是小眾中的小眾，近年來的少數民族電影除了極個別話題大的片子，是很少進院線的，萬瑪才旦在上一年台灣金馬獎上就表示《塔羅》上不上院線會根據具體情況再定，原因很簡單如果藏族有十二億人的話，漢族人拍的電影就不會太有人願意看，往往每次努力進電影院的花費要高於票房，像早幾年章家瑞《花腰新娘》票房也既如此。電影講究的是「百花齊放」，在如今往往是一朵大花之外都是小花小草，遠遠地看去，只能看見一朵，也就好像這個園子裡只有這麼一朵花。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很是多方面的，就少數民族電影來說，一個是院線制的形成，讓少數民族電影在市場面前不知所措，前期一些少數民族電影市場化運作失敗的例子讓少數民族電影開始思考該電影屬性和市場之間的關係，再三衡量下，往往選擇「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打算基本上不針對廣大觀眾，而是以電影節為目標；另一個是電影身份的轉化，語言影響文化，文化影響意識，意識決定形態，二十一世紀的國產電影它的政治意識在逐漸的淡化，社會話語功能凸顯，少數民族自身的文化特性需要作出適應時代的變革。文革後少數民族電影就像是「動物園」，獵奇的態度居多，總是拍一些符號性的東西，長此以來，整個體面內部的精華就隨之流於形式，難以深入骨髓。近年來，少數民族電影一開始把講述主體換作自己，就是講述自己的故事，自己在時代進程中的文化際遇，而不再是旅遊觀光者的眼光。在蒙古族的一些電影中直接運用自己民族的語言來合絲嚴縫的切合母體文化，如謝飛的《黑駿馬》，還有藏族導演萬瑪才旦的《靜靜的嘛呢石》，方勵砸錢的《家在水草豐盛的地方》，這樣以來新時期少數民族電影文化變革是有了，但是入市場方面還不是很成功，或者說幾乎沒有成功過。現在唯一的方法只能看將來一段時間院線制改革了。
《西藏往事》完全是以藏族人民的視角去回顧藏族的歷史，講述自己的故事，忠實於自己內心，故事的支線索幾乎沒有，電影是藏族作家扎西達娃小說改編的，要說和早年間的《紅河谷》有些關係，感覺有些有失公道，但它確確實實有自己的獨特之處，在演員班底、敘事方向上有意向市場靠攏，又不失少數民族電影原有的藝術性，和近幾年熙熙攘攘的國產電影來比，算是在耐著性做電影。說到《西藏往事》，《紅河谷》是不得不提的片子，雖已成遙遠的絕響，但還有人繼續著他們的步伐。少數民族電影對它的希望值一直就是很高，其結果也證明確實如此，如果你能安靜的看下去，你真的會喜歡上這類電影的，尤其在這個勃起無力的暑期檔，電影不僅僅是爆米花、冰激棱抑或舒服的沙發椅，它還是一片落在水面就能激起一圈圈波紋的落葉，是應該讓你產生思考的，少數民族電影需要大家的支持，你如果掏兜買他的票，你會覺得值，這是和其他國產電影最大的區別。比如萬瑪才旦的片子，李睿君的片子以及章家瑞的「紅河三部曲」等等，都是非常優秀、非常傑出、非常有風格的少數民族電影。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