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父親的口吻命令你脫離爸爸的管教 (拿作業充數)

超級戰警有趣的地方在於它虛構了一個想像的未來烏托邦，而這個政府在很多方面跟1984一樣，是一個表面上光鮮但卻極具集權色彩的政府，政府對人們的控制體現在諸多方面。 電影中未來政府下人們的自由受到極大的限制，但人們似乎並沒有意識到，反之卻十分推崇政府。這種意識形態的形成與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很契合，雖然除了警察局以外我們並沒有在影片中看到軍隊、學校之類的「國家機器」，但實際上在影片中有一樣東西成了新的「國家機器」，與其相比警局都只是一個擺設。真正管理人們的，構架人們生活經驗的是片中各色的人工智慧機器，這類機器無處不在，警車上，房間裡，道路旁，讓人們不要說髒話，讓人們為自己的過錯懺悔，給他們限定標準，建立一整套的社會標準，每當人們說髒話，旁邊的機器就提示他，這也是一種「召喚」，受早已被植入的價值觀影響，人們就會感到這不是他們自己想要的，感到慚愧或羞恥。電影裡的史泰龍跟女警是少有的沒有被植入意識形態的角色，所以他們對於這種「召喚」並不感冒，他們會被「召喚」但不會因此改變自己的定位，不同於其他人他們「我犯錯了」這類想法。 不僅如此，這些機器與1984中的電幕一樣，都在無形之中行使著一種「看的權力」，這正是福柯所提的「微觀的權力」，權力無處不在，標準一致，而人們從一開始就是客體，被監視的一方，違反，會被警告，順從，便會以「一個文明的人」這樣的稱呼來加以表彰。 政府給人們灌輸各種意識形態後人們就會遵守他們制定的「遊戲規則」，而這些「遊戲規則」在片中也有很多，這些「規則」會反過來消弱人們本能，生理上的接受反過來讓他們更樂意的接受這這些意識形態，如此循環，人們不但不會感受到被控制反倒會依賴於這些規則。這也是為什麼局長在片尾驚慌失措，既有的「規則」消失了，但意識形態還未有來得及轉變。那麼讓我們看看這些「規則」是如何從生理改變人們心理的。 髒話，髒話作為一種當人們憤怒或悲傷、痛苦時用來發洩自身情感的工具，它可以喚起我們的負面情緒，讓我們變得激動，但在未來說髒話是被靜止的，其實質目的是控制人們的感情，讓人們極度的克制自己，這和中國古代的「三綱五常」倒是有些相像。作愛，片中人們有什麼娛樂設施呢？好像隻有那台奇怪的「作愛機器」了，與1984不同的在於這裡並沒有禁止作愛，而是換了種方式，享受性愛帶來的快感是人類的一種本能，而禁止性愛或使其失去原本的刺激就能壓制人類本性，那麼為什麼未來政府還會出產機器來解放人們的本性呢？讓我們來借用一下法蘭克福學派對現在工業文化的認識，法蘭克福學派批判文化工業是偽昇華，它不斷的提供文化快感跟幸福承諾，用偽審美假昇華來掩蓋人性的壓抑的真實，無限期地延長支付開出他們的快樂支票，在他們看來工業文化不是在純化願望，而是壓抑願望，同樣的「作愛機器」給人們帶來的快感也是工業化的，沒有真實的接觸，只有直接對大腦的刺激，這種快感只是虛假的滿足了人們僅剩的本能，起到的是麻痹人們的作用，認為自己的慾望已經得到了滿足。食物，「我喜歡去三流的餐廳，問自己『我是該吃牛排或是紅燒肋排』」，這是片中地下黨首領弗蘭德利的話，而在地上，餐廳只有必勝客，食物只有披薩，這和作愛的處理一樣，這也同法蘭克福學派對流行音樂的認識相像，人們的慾望以最簡單的方式滿足，食物生產標準化，種類偽個性化。 電影裡的虛擬社會很有趣，而跳出來看，電影本身也很有意思。全片的女演員很少，能引起觀眾注意的大概只有三個，一是女主，二是錯打了史泰龍電話的裸體女，三則是反派們開會時，一直圍繞在他們身邊的女郎們，但不論是何者，在本片中都無一例外的有衣著性感的片段。除女主外，另外兩個女演員對全片的劇情幾乎是毫無影響的，這種安排可能是針對觀眾多為男性的原因，女演員的性感成為了一種商品。片中女主一直都是以一個男主的崇拜者的形象崇拜，能力也差了男主一截，這點再片中也不斷的被提出，兩人前往市長家找反派時，男主拿著槍，而女主只是拿著棍，也就暗示了這一點。 從演員的選擇看，讓史泰龍來飾演這樣一個硬漢角色乍一看是很適合的，但從電影的主題來看，全片劇情都在反抗一種集權主義，這樣的集權政府是一種「嚴父式」的價值觀，但本片實際上並不是在反對這種價值觀，因為來打倒「嚴父」價值觀的主角本身的符號象徵也同為「嚴父」類，硬漢與女跟班的組合反倒是很符合「嚴父」式的價值觀，本片最終還是以這種奧威爾式的語言向觀眾傳輸了一種「嚴父」式的價值觀，就像女主儘管不再受局長的管教，卻還是拜倒在了男主的腳下。   舉報